《南方车站的聚会》：灰暗粗砺的生活与人性

　　作者：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龚金平

　　如果拿掉那些凶杀、犯罪、追捕的场面，影片《南方车站的聚会》更像一部纪录片，可谓关于十八线小县城庸常生活的冷峻纪实。为了营造一种粗砺的质感，影片用了大量夜景、动态构图、暗调画面，来凸显一种灰暗却又蓬勃的生活气息。当然，灰暗是底色，蓬勃只是假象。这种蓬勃，与乐观、豪迈无关，而是众生在对生活低烈度的渴求之中，活得麻木混沌却又兴兴头头的顽强。

　　对于习惯了在银幕上看到温情乡村、繁华都市的观众来说，观看《南方车站的聚会》会有一种震惊和陌生的体验。那些破败的街道、简陋的饮食店、寒酸的居所，曾是第六代导演描绘边缘人群生活的标配，如今却成了杀人犯与性工作者奔走的战场。片中的摩的司机、陪泳女郎、分工明确且定期培训的盗窃集团等，游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生动地诠释着生活的阳面与阴面。影片在某种意义上，让逃亡的主人公周泽农充当了一次导游，带领观众深入县城的各个角落，去感受不同场景的烟火气息，去窥探各色人等的生活状态。这是影片的优点，同时也是缺陷：空间的展示、不同人物的生态交织成了影片的主角，那个逃亡与追捕的故事成了配角，至于人性的纠结以及人物的动机，全部被压缩到极致，显得飘忽而空洞；观众难以捉摸人物的内心状态甚至是性格特征，导致人物几乎成了环境的陪衬，最终也被环境吞噬。

　　影片英文名是“野鹅湖”，野鹅湖是一个三不管地带，鱼龙混杂，邪恶滋生，在诗意化的风景背后，隐藏着许多犯罪和堕落。警方以为，犯有命案的周泽农一定会潜藏在这里。殊不知，周泽农反而常常出没于火车站以及其他人流密集场所。正因为警方对逃犯心理的把握出现了偏差，影片中关于逃亡与追捕的情节张力未能充分展开。当然，影片的创作目标也不是完成一部剑拔弩张、峰回路转的警匪片，而是以警匪对决的外壳，书写不同人物对于警方那30万悬赏的心理波动：周泽农想让妻子举报自己，以便拿到悬赏补贴家用；华哥则与猫眼兄弟串通，又用刘爱爱做诱饵，准备分食30万。可见，影片想用那30万悬赏作为“照妖镜”，来展示人物内心的幽深晦暗处，甚至烛照人性的高贵与卑劣。

　　但是，影片在人物设置上的失当之处在于，周泽农作为一名惯偷，专门偷升斗小民的电动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这让观众对他毫无好感；周泽农五年在外，常年坐牢，抛下有羊角疯的妻子与年幼的儿子艰难度日，可算是无情无义；周泽农逃离猫耳追杀时，慌乱中杀死了一名警察，可谓罪大恶极。影片未能考虑观众对主要人物的情感认同，未能通过巧妙的安排，让周泽农成为一名令人同情的犯罪者，或者一个身不由己地走上歧路的失败者，反而大力渲染了周泽农强悍、机警、冷血的特点。这导致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于人物的处境与命运大多数时候是无动于衷的。

　　对比大多数犯罪片，我们会发现，创作者在刻画这些反面人物时，会小心翼翼地设定人物行为的边界和底线。这些人物也许职业不光彩，每天打打杀杀，但实施暴力的对象通常是恶人，与居家良民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这样，当他们因追求情义而陷入绝境时，观众才会对他们的命运扼腕叹息、感时伤怀。可是，《南方车站的聚会》在这方面缺乏清醒的头脑，让一个毫无正面价值的人物充当主角，还试图让观众同情、尊敬他，这不仅是三观不正的问题，还无视了电影的观影心理机制。

　　或许，《南方车站的聚会》想用周泽农这样一个职业罪犯，来阻塞观众与人物之间的情感通道，召唤一种“零度观影”的疏离与理性。但由于影片对于周泽农的信息披露有限，观众对于人物的了解完全浮于表面，所以，即使是作为一个坏人，周泽农也是不合格的。尤其是他无来由地决定让妻子去举报自己，以便获得30万悬赏，不仅是突兀的，也缺乏逻辑铺垫。

　　影片对于刘爱爱的塑造也是极为失败的。她在影片中，是一个没有前史，没有社会关系的漂泊者。她的心理状态，影片基本付之阙如。可以说，周泽农与刘爱爱都像幽灵般的角色，游荡在县城的边边角角。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本应产生更深层次的心灵交流并完成相应的改变，但影片无心也无力去挑战这种有冲击力的情感书写，而是满足于用克制的视角冷漠地注视人物的行动与命运，未能以有穿透力的细节去深入人物内心，为观众展示更具共情性的人性煎熬。

　　影片的另一个失误在于，当其他人都为30万悬赏而节操不保时，只有周泽农这边的人有情有义。且不论周泽农在无处可逃时决定为妻子留下30万养家，周泽农身边的小弟杨志烈、常朝可以为了他而舍生取义，看起来也算是满腔忠义，单是当影片将人物谱系简单地划分为义薄云天与狡诈贪婪时，就不仅损折了主题所应有的丰富性，更抹煞了人性的复杂性，同时还对凶恶残暴之徒进行了无端美化。

　　综上所言，影片将主要戏份放在周泽农与刘爱爱身上，但他们之间又没有发生像样的化学反应，这已经令人失望，感觉沉闷。而且，这种浪漫化的情节处理策略，使得影片中的警察行动大多数时候是多余的。其实，既然不想打造一部警匪片，完全可以将警察的活动放在背景中，只关注在绝境中徒劳挣扎的周泽农，以及在情义和贪婪之间纠结的刘爱爱。可惜，在情节处理和主题把握上的摇摆不定，不仅造成了影片类型的模糊和主题的飘忽，还使观众的观影重心无所适从，不知该关注警察的行动，还是匪徒的命运，抑或人性的多面性。（龚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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