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健平

　　大型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极富本土特色，自2001年首演以来便成为中国芭蕾舞剧的经典之作。作品借鉴了中国传统京剧、古典建筑等表现手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足尖”上的芭蕾艺术相结合，讲述了一段20世纪30年代的凄凉爱情故事。此外，舞剧中还大量运用了现代舞台的灯光道具等手段，重新结构了舞台的时空建构以及舞剧的本体意识，在变换交糅的视觉感受中呈现中国式芭蕾舞剧，在世界舞台上高高挂起一盏大红灯笼，留下一抹挥之不散的“中国红”。

　　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将中国传统服饰造型与芭蕾的“足尖”艺术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芭蕾舞剧的视觉特色。主要人物和“婢女”群舞中的舞蹈，虽以芭蕾语汇为主，但同时融入传统戏曲的舞姿身段和西方现代舞的地面元素。该剧对戏曲元素进行了大胆地借鉴：音乐上，京剧伴奏与交响乐交相辉映，映射三姨太和情人“京剧小生”的舞姿特点；身段上，将戏曲身段和古典舞动作融入肢体动态造型中，在优雅的芭蕾步伐中注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三姨太手臂在空间中的“划圆”“回转”以及躯干的收缩与伸展，反映了三姨太与情人之间情感的鲜活，突显两人在冰冷而漠然的深府中愁苦却又温暖的爱情。

　　剧中最能体现中国传统艺术与芭蕾融合的是“堂会”上的群舞。女演员们身着中国京剧传统的水袖服饰，而舞蹈动作则以古典芭蕾为主体进行转变，使得群女上半身运用戏曲“舞袖”技巧，下半身则脚着芭蕾足尖鞋踏出“西方”的步伐，既有中国传统艺术中神形气韵的审美趣味，又有芭蕾的精美典雅之形态，中西融合却不失和谐，展现出独特的韵味。

　　该剧运用各种现代舞台灯光和道具，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效果烘托舞剧的氛围，并形成舞台空间与人物心理空间的时空转换。在“堂会”一场中，编导多次运用灯光技术，实现人物心理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转换。如在表现三姨太与京剧小生会面的一场戏时，舞台只保留了三姨太行动区域的照明，同时，对舞台后方的“戏中戏”区域给予次弱灯光，达到了“一个时间两个空间”的时空划分，在“热闹”与“幽怨”之中刻画出三姨太内心的焦虑不安。随后二人将“堂会”大门紧紧关闭，舞台又从堂会的时空转到二人的心理空间。此时，堂会上两个京剧演员的对戏，与三姨太和小生的双人舞相映成趣，巧妙地将两个时空连接起来，使“戏”与“戏中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戏中戏”不单是堂会上的节目，更具有了象征意义。

　　《大红灯笼高高挂》意象丰富，具有中国传统审美趣味，在创造意象与意境的同时传达出象中之意和象外之旨。如三姨太出嫁时的一段独舞，红色的轿子看似是迎娶的道具，却又象征着一种束缚。人们围绕着轿子作舞，打量着轿中人，而轿子在舞台中央纹丝不动，仿佛是为嫁入大院的女性设立的“牢笼”。三姨太不时双手紧握轿子的外沿，胸膛向上延伸，双肩向外舒展发力，意图冲出监牢的束缚，体现女性的抗争。而随后点亮灯笼的木仗，更是男权至上的象征，凸显了女性地位的卑微。

　　结尾处，二姨太、三姨太和小生受杖罚，三人在舞台前方不断翻滚舞动，在一块巨大的白墙之上拍击出红色的血印，象征着三人身体遭受的痛苦，如此简洁、写意而又触目惊心的表现，堪称点睛之笔，给观者以视觉和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力。

　　该剧反映了“封建大院”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在封建婚姻制度之下，造成无数女性情感生活的高度压抑，这也是二姨太、三姨太、小生三人悲剧的成因。编导对于悲惨命运的女性心路历程刻画得颇有层次，尤其是对二姨太这一人物的刻画。她争宠献媚、揭发两情相悦的爱情，都是令人厌恶的形象；在不得宠幸而发疯受到牢狱之灾时，又让人不免心生怜悯。二姨太展现了“可恨之人”身上的“可怜之处”，描绘出复杂多变的人物心理。结尾处，偷情者和揭发者共同受罚，加大了该剧对于男权主义思想的批判力度，把一段女人争风吃醋的“逸事”提升到女性共有的历史悲剧的高度上。

　　综上所述，《大红灯笼高高挂》将中国传统艺术同西方芭蕾艺术结合，用足尖上的“中国红”构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国芭蕾。变幻莫测的光影与道具，让观者不断穿梭于人物角色心理空间。运用视觉感官上的巨大吸引力以及丰富的创造性的戏剧符号，拉近了芭蕾与中国观众的距离。在大红灯笼下，演绎着人情是非，当一切落幕时，只留于大红灯笼下一抹悲凉的红色，摇荡性情，行诸舞咏，余味无穷。（徐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