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郎顾曲

　　从电影《铁西区》《白日焰火》，到小说《冬泳》《平原上的摩西》，再到红极一时的“神曲”《野狼disco》，东北文艺逐渐成为新时尚。其中，文学尤为引人注目。人们茶余饭后，常常会讨论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者的小说。有媒体，将这三人统称为“铁西三剑客”。那么，近年来东北文学为何流行起来，这一命名及相关作家分类合理吗？

双雪涛

班宇

郑执

　　针对这些问题，评论家们各抒己见。其中，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东北文学是为沉默者发声。东北文学关注和书写了那些在改革大潮中旁落的人群，感人至深，让人共鸣。另一种声音，来自批评家张定浩。他在接受《三明治》杂志采访时说:“很多东北叙事，比如班宇的书籍受到追捧，多是因为很多读者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他们更希望看到一种陌生感的经验，但这个经验并不代表‘好’。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书写，我们往往对其降低文本上的要求。”

　　其实，东北文学的走红，或者说“东北叙事”的走红，并不是因为陌生，而恰恰是因为熟悉。准确来说，近年来通过媒体和影视作品，建立了相对固化的东北印象。下岗职工、大雪纷飞的夜等，迎合了不少人对东北的想象。实际上，在此之前东北的文学并未旁落，只是没有被圈定在一个东北的术语里，而是作为个人的作家，比如我们熟悉的迟子建。她的小说，和固化的东北印象很不一样。

　　衰败、凋零，是东北吗？笔者的看法是：是，但不全是。质疑这种印象，并不是说它不真实，而是说在文学这个允许更多可能性的国度，对东北的呈现，不应该被一种单一、简单的印象（哪怕是道德上更高的）所笼罩。这也是为何笔者并不喜欢草率地捆绑几个作家，来对应东北文学概念的原因。因为这意味着，另一些不符合媒体印象的作家，被剔除了。尽管他们在文学上的差距原本并不大。

　　严格来说，东北文学的走红并不主要源自文学。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是新一代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走红，更多的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相关作品中书写的东北哀歌，这类伤痕叙事，在此前的《白日焰火》《钢的琴》等电影中，甚至更早，已经有所体现。就这样，在受众心理慢慢沉淀。当它们集体被写入文学，以一种抒情化的、镜头感充分的语言呈现出来时，读者就容易被打动。

　　在这些作家的叙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发生在贫困者之间的暴力成为关注重点。他们也试图书写与时代剧变紧密结合的人物，让小说的意义不局限于自身。小说里，往往有一团化不开的迷雾，那是“一种温饱基本得到保证之后的贫困，一种很容易被社会、尤其是被富人和中产阶级有意忽略的贫困”（李陀语）。

班宇小说《冬泳》

　　事实上，这个现象不只发生于文学圈，几乎整个文艺界都流动着这一变化。它的表象，是作家对中产阶级叙事的不满，背后是一代写作者呼吁叙事革新、眼光放开的诉求。在文学界的《冬泳》《逍遥游》《仙症》《杨广义》《巨猿》等，电影界的《血观音》《风雨云》《暴雪将至》《白日焰火》《大象席地而坐》等作品中，勇敢的创作者们，都选择了直面现实，来践行对新的叙事语言的尝试。他们不再回避撕裂，也不再粉饰伤痕，而是把明明白白的东西摊给读者（观众）看，在最彻底的拒绝中，回应这一代人的创伤。

　　但是，如何在书写这些故事的同时避开猎奇的陷阱，在呼应现实的同时避免对读者趣味的过度迎合，可能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对已经成为时尚的东北文学，不必捧杀，也无需急于太早下定论。它还年轻，需要很长时间的沉淀。而我们所能做的，是冷静过后的阅读和思考。（周郎顾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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