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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疫情凶猛，为2020年的开篇蒙上了一层阴影，但纵使如此，人们依然不曾忘却那些美好事物，比如爱情。2020年的情人节如期到来，“光明观影团”选取古今中外的经典爱情叙事文本进行评论，以飨读者，它们既有美国经典爱情片《泰坦尼克号》《恋恋笔记本》，也有艺术性更强的中国电影《重庆森林》；既有电影大师希区柯克的作品《后窗》，也有戏曲大师汤显祖的作品《牡丹亭》。希望读者们在不同文本的解读中，看到爱情的“如梦似幻”，收获感知爱的力量。
作者：李尤
希区柯克执导的《后窗》上映于1954年，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的迷人魅力一直有增无减，从普通观众到专业学者，无不对它钟爱有加。观众们津津乐道于它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紧张刺激的悬念，学者们则赞赏它对观影机制的绝妙隐喻。暧昧多义，向多种可能的解读敞开怀抱，这是许多经典作品共同的特质。本文尝试从爱情片的视角出发，检视一番《后窗》所呈现的两性关系。
《后窗》海报
《后窗》是一部有着双重情节的影片，男女主角的感情进展与案件的侦破相辅相成，彼此缠绕，最后作为关键物证的戒指便是两条线索的完美交汇点——既把案情推向高潮，又释放出求爱的信号。影片中，男主角杰弗里是一名杂志摄影师，因拍摄赛车意外受伤，被困在家中的轮椅上，如果说这是杰弗里“物理上的困境”，导演希区柯克又安排了一场他和护士的谈话，进一步透露出杰弗里的“心病”：他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丽莎，各方面都很完美，可杰弗里并没有结婚的打算。因为丽莎“属于公园大街那种高雅的氛围，住高档酒店，出席有品味的鸡尾酒会”，不可能跟他这样没有存款的男人带着相机浪迹天涯。简单言之，杰弗里认为丽莎不适合他。
格蕾丝•凯利扮演的丽莎可称为最时尚、经典的银幕形象之一，看过《后窗》的观众都会对她惊艳的出场记忆犹新——丽莎白纱披肩，身着黑色晚礼服和尼龙长裙，在黑暗中对杰弗里深情一吻，像是要融化在他的怀里。然而这样明丽动人的形象并没能弥合这对情侣之间的鸿沟，丽莎想给杰弗里找一份环境安稳的工作，让他结束四处奔波的生活，可这是骨子里热衷冒险刺激的杰弗里不能接受的，两人都不愿意为了未来做出妥协，不欢而散。转机出现在故事时间的第二天，杰弗里在窗前目睹了一位推销员邻居的可疑行为，怀疑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杰弗里把这件事告诉丽莎，丽莎一开始漠不关心，但很快参与到讨论中。事实上，杰弗里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他潜意识中对婚姻失败的恐惧，他必须通过探寻真相的行动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碍。行动不便的杰弗里难以有所作为，丽莎自然而然地抓住这个机会，扮演起破案的关键角色。她先是主动和杰弗里讨论案情，分析疑点，提供自己的推理，接着亲自出马投递“恐吓信”，试探疑犯的反应，赢得了杰弗里赞赏痴迷的目光，在高潮段落，丽莎更是以身犯险，潜入疑犯家中寻找关键证物。这种种表现无疑都是丽莎大胆的求爱举动，面对这个不愿娶她的男人，突破自己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发挥智慧和勇气，终于“征服”对方。
《后窗》剧照
在经典好莱坞电影中，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主导着影片文本的运作，男性角色是绝对的行为主体，推动叙事进程，叙事的终点就是其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刻；女性角色总是被动的，她们只是男性的欲望客体，作为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承受着男性角色和观众的双重凝视，在叙事中处于被引领的位置。那么《后窗》是不是一个例外的先锋？对杰弗里主动出击的丽莎是不是发出了她女性主义的爱情宣言呢？
从叙事的角度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丽莎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叙事，打着石膏的杰弗里从始至终只是个窥视者。但当我们从明星制的角度分析，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明星往往作为一种符号，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并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社会想象。扮演杰弗里的詹姆斯•斯图尔特履历丰富，参演角色横跨西部片、神经喜剧、主旋律传记片等多种类型，这些角色的身份职业多种多样，但都是美式价值观的化身，《后窗》中的杰弗里也不例外。好莱坞乐于打造本色派的明星，因为它相信观众往往根据明星来选择看什么电影，而本色派明星也能稳定地满足观众的期待，女明星尤其如此。在1950年代，柔弱的金发女郎是好莱坞电影对女性的一种典型想象，类似于今天的“傻白甜”，从玛丽莲•梦露到希区柯克的许多女主角，不胜枚举。格蕾丝•凯利给这种形象注入了些许变化，她的银幕形象优雅知性，机智果断，这些特质也延续到《后窗》里的丽莎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丽莎在叙事进程中发挥了极大的能动性，但仍然处在男主角和观众的双重“凝视”之下，是这种“凝视”机制的被动客体，不论银幕内外都无法掌握“回视”的权力。对银幕外的观众而言，金发红唇的格蕾丝•凯利佩戴珍珠项链，在特艺彩色技术的加持之下展示了六套时尚华美的裙子，提供了极致的视觉快感。至于银幕上的杰弗里，他一方面拿着望远镜对窗对面的邻居进行有形的窥视，另一方面在无形中也“凝视”着丽莎，整部影片的大部分视点镜头都来自杰弗里，摄影机从未站在丽莎的视点上进行观察，丽莎的一切举动都没有对这种“凝视”之下形成的权力关系构成挑战，而仅仅是寻求接纳。面对杰弗里无形的审视，她就像一个局促不安的考生，按照考官的喜好拼命展示自己的加分项，期盼考官打上满意的分数。因此，在结尾一幕，杰弗里在轮椅上睡着，在这个终于没有了“凝视”的时刻，丽莎松了口气，放下了手中的杂志《翻越喜马拉雅》，犹如卸下伪装。随后她拿起自己真正钟爱的《时尚芭莎》，洋溢出轻松愉快的笑容。
《后窗》剧照
正如波伏娃所说：“所谓女性解放，就是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后窗》无疑是保守的——丽莎的最终行动目标仍然是进入婚姻，成为贤妻良母是她的归宿。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女性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都有了很大改观，爱情片里的女性形象也日趋多元，同质化的刻板形象渐渐成为过去时。需要指出的是，纵观全球影坛，主流话语仍然为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所主导，对于更多元能动的女性再现和话语表达，电影实践还大有可为。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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