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教授 雷军

　　同心同行共抗疫，文学应如何参与？文学的使命，在于记录时代、书写时代、讴歌时代。那么，怎样来记录、书写和讴歌？火热的赞歌，容易缺失共情的理性；旁观的沉默，却又缺失时代的责任。文学，需在现实的振奋与沉淀中找到平衡。

　　疫情，既是个话题也是个问题。关于疫情，历史记载和文学描述由来已久。如果说稳定、确定的社会秩序是生活的正面，那么偶然、突发的社会状态就是生活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为文学提供了一个“此时此在”的反面现实，打破了人们对现实边界的认知。从前熟知的现实，突然就变得陌生、驳杂，变得难以捉摸、不可掌控。文学的职责，便是消除陌生感，让人们加深对现实多样性的认识，重建对现实的信任感。

　　与战争、地震、火山、洪水等灾难一样，疫情也构成了人类生活境遇的拼图。灾难性母题，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而人也正是在与灾难的博弈中，不断获得启示，追求文明。每一次灾难的发生，往往加深了人们的忧患意识，启发人反省现实奇正、社会兴衰。文学，由此成为人类精神思想的“助产士”。《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云中记》等作品，均在灾难废墟中建立起现实认识的新维度，发人深思。

　　当代文学对疫情的书写，应该建立在对话题的理性爬梳、问题的正面回应基础上，而不应受社会的“加速度”拖拽产生浮躁，不应被甚嚣尘上的负面情绪带偏。记录的忠实、客观，与书写的冷静、主观融为一体，在现实的穿透力和个人体验的交叉地带，建立起新的人文坐标，才是正确的创作态度。讴歌时代，是诚挚的态度、共振的热情与艺术话语的合唱，是对共同情感的传递和礼赞，而不应屈从于短视频的浅屏化娱乐，不应为蹭热度而浮夸书写或进行吹捧宣传。

　　我国已有的灾难性文学，不少都围绕着乡愁和团圆的预设文化目标，以舍生取义为路径来化解灾难危机，偏重于对过去理想主义秩序的恢复，而缺乏对灾难意义的深度探索和发掘。有鉴于此，未来的相关创作，需努力突破现实认知屏障，积极从痛苦中汲取教训，延续对社会和人生未完成的思考，方能不辜负苦难的遭遇。

　　文学创作，要引导人对疫情境遇的共同接受，激发情感共鸣，磨砺生存意志。灾难是某个时空点的生活塌陷，文学要钝化塌陷过程；灾难中人道主义是即时性的，文学要传导永恒的精神力量，支撑人重新崛起。疫情中的人生百态、万千镜像，文学不可能尽收笔下，文学的任务，也不是对灾难进行“零度情感”的叙事，或者传声筒式的现实直播。如何粘连断裂现实，保持生活的连续性？这需要文学的创新。

　　文学要建立起语言与现实的诗性关系，帮助人发现以前生活的倦怠和乏味；文学要饱含切肤的真情，对生活抱以深切的悲悯，用情感修复精神的创伤；文学视域要融合现代性思维，洞察灾难尘埃带动的生命震颤，解码文化信息；文学要有时代脉搏感，以主流价值为基础，将抗击疫情的伟大壮举融入有血有肉的平凡叙事中，把社会和人的成长经历纳入历史进程，讲好中国故事。

　　文学创作，不能止于悲情倾诉，还要做到审美经验的深潜、拓宽和细化，为人的奋起注入精神活力。文学要深潜疫情漩涡，倾听普通人的真实声音，激发面对灾难的勇气；文学要扒开层层褶皱，揭露现实困惑和痛点，让痛苦滋养人们的生长力。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对瘟疫的描写，虽然具有魔幻主义的神秘色彩，但文化涵盖力异常深厚。疫情文学，既要展示同舟共济、玉汝于成的核心价值，还要在大众文化上提炼，对现代人进行精神补给，加固他们对现实的信任。

　　文学的魅力，来源于它制造的“迷狂”艺术体验，通过摹仿现实，来唤起感同身受的悲欢。这一切，都建立在细腻的叙事基础上。抗击疫情，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文学要通过生动叙事，把精细的现实皮相与人心人性的瞬息变化，琐碎的生活烟火味与人世的永恒性联系起来，探索民族特色的心路历程与个体自我解放的途径，实现文学审美与心灵培养的交互影响。文学不是预言，也不能直接拯救世界，但它在时代描述中建立了情感、意志和信念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激励着苦难中的人们抵抗痛苦、死亡，走向广阔美丽的生活天地。（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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