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外人》到《鼠疫》的哲学思考

　　作者：贺嘉年

　　早在处女作《局外人》中，法国哲学家加缪就创建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世界对人的捉弄与苦难没有缘由，人被抛入一个荒谬的世界。

　　小说主人公默尔索对生活漠不关心，因为他自认为无力改变这个世界。默尔索在海滩上误杀了一名阿拉伯游客后锒铛入狱，却招致了谋杀以外强加给他的一系列莫须有罪名。法官因他对母亲的葬礼无动于衷，却在第二天若无其事地与情人约会，犯罪后毫无悔意，就指控他道德败坏、泯灭人性。这些控诉，显然不足以构成杀人的充分理由。然而主人公拒绝上诉申辩，默默接收公权力对他荒谬的裁决。在狱中，默尔索对忏悔神父的说教嗤之以鼻：既然注定只有一种命运属于自己，那么其他人所确定的命运、所确定的上帝，又与自己何干？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将面临死刑，在此之时，自己还汲汲于寻找杀人动机，又有何意义？

　　《局外人》是对荒谬世界的一次拷问：掌握人类生杀予夺的大权，却无端给人间施加灾难，甚至颠倒黑白、错勘贤愚。“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在另一篇散文《西西弗的神话》中，加缪借神话再次展现了这种荒诞。诸神命令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石头旋即因自身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没有比这样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酷的惩罚。巨石的负荷象征着命运的沉重，我们竭尽所能负重前行，却无法知晓此行的原因。“荒诞三部曲”中的剧本《卡利古拉》则讲述了罗马国王卡利古拉认识到世界的荒诞之后，用荒淫、暴政、渎神的疯狂行为进行反抗，最后国破家亡的故事。西方世界素有“神正论”传统，旨在探寻苦难、惩罚与不完美的意义，而加缪拒绝追问缘由，认为荒谬是世界的常态。

　　但加缪不止于控诉命运的荒谬不公。如果荒诞是世界的常态，那么生活在世界中的人，应当如何存在？“荒诞三部曲”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默尔索对命运听之任之、拒绝反抗，卡利古拉以癫狂之态面对命运，西西弗则进行着循环往复的无尽劳作。默尔索象征着人类的沉沦状态。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这样描述“沉沦”：身处沉沦状态下的人不是作为他自身，而是作为“常人”存在于世。常人通过安排好生活的一切而逃避个人自由与责任，他们身处世界之中，却终究成为“局外人”，人类精神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困境。相比局外人默尔索、疯癫者卡利古拉，西西弗是更为幸福的：他的幸福在于所具有的激情和所经受的磨难。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足以使一个人的内心充实而坚定，更重要的是，他自己选择、创造着自己的命运。这是人类救赎的开端。

　　加缪于1947年发表的小说《鼠疫》，继续着关于人类命运救赎的探讨。但这一次，主人公从神话人物变成普通人。小说讲述了奥兰城突发鼠疫之后里厄大夫和身边一批人奋起反抗的故事。荒诞依然是小说世界的背景板：不明原因，鼠疫在奥兰城骤然爆发，每天夺走数百人性命。人们亲眼见证无辜生命接连死去，没有特效药物能够治疗，只能在疫情的洪流中拼命挣扎。在灾难的熔炉里，众生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面对封城，大部分人选择了“流放”，他们感受到生活的空虚，非理性地渴望回到过去寻找慰藉。记者朗贝尔选择逃离，他作为一个城市的过客突然被封锁在城中，于是设法偷渡与妻子重逢，后来在里厄医生的感化下加入抗疫小队。纳帕鲁神父选择了信仰，他认为灾难源自上帝的惩罚，人们只能笃信上帝的爱，其余的事情上帝自有安排。而面对无辜男孩的死亡，神父与医生达成和解，一同投入到救死扶伤的工作中。

　　小说中里厄大夫与塔鲁的对话，蕴藏着人类从沉沦到拯救的秘密。塔鲁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社会活动家，幼年时目睹了身为法官的父亲宣判死刑的场景，对正义或邪恶的杀戮深恶痛绝。于是他竭力反对死刑制度，幻想建立一个没有杀戮的乌托邦。然而，塔鲁深知理想遥不可及，即便抱有良好的意愿，也难免对他人的迫害。从这一角度讲，鼠疫不仅仅是生理疾病，它象征着人类的苦难、邪恶、死亡等负面力量，任何人都不能免受其害。在此情况下，塔鲁别无选择，只能与鼠疫开战，与荒谬的世界开战。

　　如果说塔鲁意识到人类反抗荒谬的必要性，那么里厄医生就将这种必要性转化为可能；如果说塔鲁奉行一种形而上的反抗理念，那么里厄医生则将这种抽象具体化为现实行动。里厄医生目睹男孩罹患鼠疫死亡的全过程，宣称誓死不爱这个让孩子遭受折磨的世界，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决不能跪下求饶。控制局面，尽量少造成人员死亡，少造成亲人永别，这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里厄医生不关心去做英雄或是圣人，而只要做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古人云：“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里厄大夫不仅在救治患者，更为人类荒诞的命运开出一剂解药，那就是走出形而上的悲情迷思，投身到斗争的行动上来。这不也是鲁迅先生“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的人类精神吗？经历沉沦，《鼠疫》庄严地为人指出了救赎之路，正如柳鸣九先生所言：“以《鼠疫》的哲理价值而言，它显然来自对加缪荒诞哲理的发展与突破，特别是人类该如何对待荒诞世界的哲理的发展和突破。”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坚持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高度审视人类的生存与命运，故事背后流露着苍凉而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文字或许不能承载人类沉沦与救赎的沉重命题，但至少可以得到我们的尊敬与礼赞。

　　（作者贺嘉年系复旦大学中文系201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