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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兵
一直以来，现实题材电视剧以贴近生活、表现日常和尊重客观逻辑的特质，在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独领风骚。近日，现实题材电视剧《安家》展露荧屏，获得不俗的口碑。该剧以房产中介团队为主要人物，围绕“卖房”的职业命题，展开一桩桩买家、卖家与中介之间的戏剧性事件，指向现实生活的酸甜苦辣、深层的社会文化肌理和理想主义的诉求，进一步探索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审美规律。
《安家》海报
“实用”与“理想”对撞的人文情怀
现实题材电视剧多以侧重客观性的现实主义美学为创作方法，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核心，致力于从影像细微处揭示生活的真谛。《安家》着力塑造房似锦（孙俪饰）与徐文昌（罗晋饰）两位个性迥异的典型人物，通过对比二人的性格、处事原则和立场，突出人文主义的审美情怀。
房似锦是信奉实用主义处事原则的典型形象，她感情克制、做事利落、言之必行，忠于以业绩为准绳的职场条律，相信买卖中没有情感关系，甚至不惜以撬单和出售瑕疵房为代价，达成提业绩、拿佣金、分提成的目的；同为店长的徐文昌，与房似锦的“狼性”职业人格形成强烈反差，他不拘小节、与人为善，恪守“出售的不仅是房子，更是幸福”的职业准则，重在与客户建立情感连接，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徐姑姑”，是一个理想主义人物形象。
双店长的差异，引出不少戏剧冲突。如在房似锦执意重整门店的情节中，借调侃同行，讽刺了重形式轻专业的职场现象。随剧情发展，该剧在“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对立的叙事逻辑上选择了后者。一方面，房似锦逐渐卸掉“业绩为先”的重负，认同徐文昌外圆内方、以情为重、以理为先的工作方式和处事原则；另一方面，通过塑造近乎完美的“好男人”徐文昌，塑造出标杆型人物，彰显理想的人格魅力。徐姑姑式（包括后来的房似锦）人物的出现，意味着现实题材电视剧经历插科打诨形象角色的热潮后，正在重塑有情怀、有担当的理想形象。
《安家》剧照
“房”与“家”相连的意义纽带
与日版《卖房子的女人》的夸张风格和职业剧诉求不同，《安家》巧妙地进行了本土化改编。虽同以房产中介的职业生活为切入点，但该剧将审美意义立足于当代中国语境，直面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融入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在主题层面，由“房”带出社会转型期的实际问题，切中现实命题和主流社会的情感诉求。
首先，以“房”为媒介，采用“一单单房产生意”的串珠式叙事结构，辐射各阶层群体，直击社会痛点与生活困境。比如，宫蓓蓓和刘斯礼这对新上海人，虽有令人羡慕的博士学历，却依然过着三代同室的蜗居生活；来沪谋生的严叔严婶，十几年如一日地经营小包子铺，倾尽积蓄为儿买房……透过一套套房子，把城市生存、无私亲情和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讲述房子背后每个家庭鲜活的生命故事。
其次，该剧完成了从“房”到“家”的奇妙转化。房是居住的空间，家是幸福的栖所。从“房”到“家”的催化剂是邻里情与同事情，是友情与爱情，是千百年来传统社会的世事人情。情感是房与家的联结纽带，被置于剧中制高点，如江奶奶和宋老师的二层老洋房满载与子偕老的厚重情谊。
再次，将故事空间设在上海，自然以承载沪文化的老洋房作为叙述对象。通过为数不多的老洋房交易，挖掘房子背后的历史钩沉，力求在社会变迁中见证人与人之间的淳朴情感。耿运来一家三代悉心照料的向公馆，在七十余年的历史风雨中完好无损，向公馆的历史意义，早已从一纸委托，化成质朴的坚守。
《安家》剧照
“因”与“果”对应的价值立场
电视剧《安家》在叙事逻辑层面，严格地遵循线性结构，紧扣因果关系的逻辑表达，旨在强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价值取向。
一方面，该剧预设善恶对立的人物关系，以“恶”衬“善”。如为名利不择手段的翟云霄和坚守原则底线的徐文昌、信守承诺的耿叔与反目成仇的向文森、一再忍让的龚先生和撒泼耍赖的太表姑奶奶等。美丑对照是生活和戏剧的普遍法则，通过戏剧化再现，鲜明地体现惩恶扬善的审美评价。
另一方面，《安家》明确了善恶终有报的伦理结局。比如，霸占龚家花园的太表姑奶奶最终被扫地出门，贪图小利的饲料大王林茂根一度麻烦缠身，“地头蛇”姚丰林因贪污捐款而受伤撤职，以及江奶奶的外甥因唯利是图，落得失去老洋房的继承权和买卖权的下场等。剧终，房似锦与徐文昌以辞职创业的方式讥讽翟云霄的追名逐利，选择善的价值观。
《安家》注重因果报应的逻辑闭环体现了创作者对现实的建设性态度。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谈判和斗争的场域，一种“力”的场。现实题材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生力军，不回避真实矛盾、不“贩卖”焦虑情绪，明白无误地作出价值评价，承载着传播主流价值和疏堵解困的文化使命，彰显艺术温暖人心的力量。
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命题，是在习焉不察的影像细节中揭示生活本真和生命理想，挖掘日常生活的诗意。这意味着，创作者要在尊重观众审美定势的基础上，明确价值导向，深拓艺术生命的底蕴。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