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大民到余欢水：中年困顿的镜像流变

　　作者：闫伟 朱斌

　　最近，由正午阳光与爱奇艺联合出品的网络剧《我是余欢水》，因对都市中年人生命困顿与突围的精准刻凿与深度描摹，而引发不少观众的追剧和热议。同是表现小人物的生活景象与心路历程，不禁让人联想到新世纪之初的平民叙事经典《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将二者比较观之，个中意味颇值得品咂。

电视剧《我是余欢水》海报

　　黑格尔认为：“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电视剧要把主要人物塑造好，就要刻画出真性情。语言与行为是外化人物性格的法宝，“张大民”和“余欢水”在这两方面各有出彩。张大民之所以成为公认的经典形象，最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以“贫”为乐的台词设计，风趣诙谐的京味对白让观众具有代入感地产生着共情体验。相比之下，余欢水的中年男人形象则更具悲情意味，面对上司、同事、妻子，将软怂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得知身患绝症后性格突变，采取了主动而无畏的“放飞式”处事方式，却最终获知了生活与感情的真谛。剧作用一种类似于黑色幽默的反讽式表达，给出了小人物处于时代逡巡下的生存“解药”，看似离奇却让人五味杂陈。此外，两部作品的共通优势，还在于配角群像的鲜活可感，无论是张大民一家面对命运舛途的悲欢离合，还是余欢水亲友们的人情练达，都在高度典型性的基础上表现得传神到位。比如，余欢水的妻子甘虹在选择取舍间透露出的自我倾向，与志愿者栾冰然的纯真底色与奉献品质，便形成强烈的人格对比，进而扩容了作品的戏剧张力。

　　好的电视剧作品应当是真实性与戏剧性的和谐统一。有些剧为了吸引眼球，一味迎合观众的猎奇心理与感官快感，过度追求离奇与巧合，罔顾情节发展的逻辑性、情理性和因果性，自然难以真正取信于观众。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则将生活琐事融入平淡、绵长、细密的私人空间，有温度地丈量出家长里短，人物困境不着痕迹地植入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中，如张大民的下岗与张大国的“出仕”便均贴合两人的性格设定。与之相比，《我是余欢水》的故事节奏更为紧凑，情节起伏更显幅度，前两集就通过夫妻失和、工作失职等遭遇，令余欢水坠入人生谷底，然而由一纸误诊引发的“绝症效应”，为这一人物后期的酣畅走势提供了合理依托。类似于美剧《绝命毒师》，绝境反弹的逆袭之旅生发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峰回路转，达到了“疾雷之余，忽观好月”的突转奇效。尽管有急缓张弛的不同，但两部剧都基本建立在可信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出彩的同时才能不出戏。

　　只有生活到位、情感到位，才能作品到位。小人物因其“平凡”与“普通”，在形塑过程中必然离不开大量不温不火的情节段落，这就需要创作者具备在生活细节处挖掘真味的功力。吃透生活本质，体悟生活底蕴，方能创造出精彩的情节和动人的角色。张大民一家虽处于四合院的方寸天地，却微缩了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百姓生活图景；余欢水的人生虽略带传奇色彩，但在职场与家庭的双重困境中昭示出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困顿。可以说，两部作品雕琢出了浓郁的年代质感与别致的影像美感，在对场景、对白、道具等元素的匠心设计中，为观众艺术化地呈现出常识高下、常情冷暖、常德好恶，既引发了观众身临其境般的情感共鸣，又使其在静观他者的同时反观了自己。

　　无论“张大民”还是“余欢水”，最能与观众产生心灵交集的其实都是“内忧外患”的中年危机。对于书写当下都市生活的现实题材剧而言，通过一地鸡毛的生活惨状、四处碰壁的现实痛感、纠结挣扎的内心撕裂等来寻找和普通观众的契合点，这无可非议。但重要的是不要沉迷于“贩卖焦虑”，而要致力于“愈合心灵”。人到中年虽然千头万绪，却也应世事洞明，所谓“逢魔遇佛皆为度化，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如何在生存和心理的危机中化“危”为“机”？张大民和余欢水分别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人生哲学。

　　（作者闫伟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编辑，朱斌系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2019级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