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教授 雷军

　　2020年第二期《当代》的“诗来见我”专栏发表了李修文的作品《枕杜记》，编者按指出“写于疫情漩涡中心的文字，既克制又汹涌、既细腻又磅礴，平静中饱含着力量”。疫情期间，作者居家近距离端详生活，远距离品味过往，穿越古今时空隧道来对话杜甫，在杜诗中印证现实求索的精神地图，沉思羁旅人生的悲喜。

　　杜诗与“我”的关系，隐喻了传统文化与现实、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早年的“我”浪迹都市、山水之间，在漂泊中搜索自己的独立性和存在感，妄图冲破文化的束缚，逃脱文化经验的追逐。或者说，是在杜诗丛林外进行精神流浪，试图塑造真实的自我。不曾想到，跌跌撞撞与现实死磕后，等来的是理想的颓壁残垣和“踟蹰流散的时光”。“我”的自欺和幻想被杜诗坚实的笔锋戳破。杜诗与现实的互证互解，构成了语言与世界的遮蔽与澄明。“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把人世的悲苦埋入理想的语言，用语言掀开困惑、犹豫、迷狂的遮蔽，指认漂泊的本色。荒芜的日子在诗歌中演绎成一道道人世的沟壑，潜藏着郁结的情感，催促杜甫向写作深处耕耘。最终，诗歌成为他反抗苦难的武器。

　　杜诗展示了一个在历史泥淖中挣扎的诗人，在家国两端奔忙的传统知识分子。杜甫的生命感和热情，全部投射到了现实中。无论是望岳、别离、丧儿，还是黄鹂、落木、放歌，万千物象中是他对生活朴实的信任。朴实，意味着这份信任是有限的，是在目力所及和情之所触范围内。杜甫不会像李白那样狂热地草书生活、写意人生，而是冷静直面苦难，平实描写惊喜，在细微处洞彻众生，契合心境。杜诗在沉郁顿挫中溢出的悲凉和愁绪，浸透了命运多舛的众生：颠簸流离是生活的本相，心想事成是生活的偶然。杜诗字苦心热，流离中不放掉驻扎在生命深处的人世温柔。“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的老友相逢，“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的怜惜子女，诸如此类的日常伦理剧今天仍在重现。在熟悉的故事里，杜诗以共有的悲悯情怀，开掘出了时间带不走的道德启迪。跨越千年，互通的人情人性促成了现实与过去的链接，促成了生命植根于过去。

　　杜诗是从平民生活的毛细血管中长出来的，“只因为，那一具不得安宁的肉身，从未隔岸观火，他（杜甫）是孤城荼毒后的一蓬草，也是寒夜荒村里的一碗粥，他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黄粱一梦，也是黄粱一梦里死命伸向阳间尘世的一只手”。杜甫将自己触摸到草木人间的苦难纳入诗的国度，给予打磨、命名、考量和追问。诗成了生活的容器，无一物不入诗，在诗中感受生活的味道，在语言的缝隙中品评栖居的情思。他拒绝文学过度的夸张与虚构，而是一刻不停地追踪生命的硬核，把自己描摹成漂泊的、病态的、孤独的、贫穷的“杜甫”让后世对标，在各种“杜甫”画像中寻找命运的知音，释放苦情，捕捉艺术的精神慰藉。文化的同呼吸可以体会到人的共命运，文化的同情可以深化人生的理解。回归杜诗，不是文化的保守。站在共同的文化记忆高地上，更易感受古诗悲怆的动力，洞见民族成长的价值轨迹。

　　“我”对杜诗从回避、遁逃到信服、追捧，反映了人生存的现实张力，——急于突破自我的紧张、与历史关系的紧张、与生存环境关系的紧张，这一切都转化成了心理的焦虑。焦虑的核心，是人如何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搭建现实的坐标。杜诗如同文化神谕，既暗示了传统价值秩序，又是通达未来的密钥，隐藏着多重寓意。因此，抗争文化的规训是荒谬的，认识过去才能消除生存的紧张，实现个人的创造力。生命的探索，不是要在文化经验之外发现生命的出口，而恰恰是在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意义价值和逻辑观念里，通过解读过去，交锋现在，获取越来越丰富的个人体悟。敬畏文化才能破除文化的沉默，坚持格物致知方可领会生活的深切，“获得了一寸一尺的实在”。

　　放眼未来，传统文化“既是我们拼命的根本，更是万物显形之后的最终答案”，所以李修文在《枕杜记》中倡导反复吟诵杜诗，体会诗句诗意带来的心灵共振，铭记历史传递的沧桑，以记忆回应杜甫为家国为人生做出的永恒努力。面对芜杂的苦难，遥望杜甫，一个真实的时代影像，蘸着岁月的墨迹，记录命运的坎坷，生发出令人感动的坦诚坦荡；诵读杜诗，随诗歌音律舞动，分享文化的温暖和慈悲。（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