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角落》中电影感的多义阐释

　　作者：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讲师，硕士生导师 康宁

　　影院已经复工，但在过去电影院关闭的179天里，拥有电影感的《隐秘的角落》为观众带来补偿性的心理慰藉。

　　这部改编自紫金陈小说《坏小孩》的网剧对文本中的时空进行了分割与重组，延伸与压缩，通过流畅的镜头语言呈现出足够密度的空间层次，即使是单一镜头，也以视觉空间的纵向延伸扩大镜头容量，提供较多的视觉信息。镜头对观众产生强烈的心理引导，把观众拉扯进故事情节的同时，又不断悬置怀疑，生产出拥有多种阐释可能的情感体验。沉浸式的镜语、“家”的意象空间与合情的“非理性”情感，建构出一个将个人观影经验与大众文化扭结在一起的影像机制，使《隐秘的空间》拥有了难得的电影感。

　　沉浸式的镜语

　　镜头语言与熟稔的镜头调度，使《隐秘的角落》的每一个场景无不予人以具有深意的视觉涵义。景深镜头的造型感与纵深感，将故事营造得更为立体，使观众不由自主地沉浸。镜头之间的组接方式也常常通过快速切换实现强烈对比，使叙事拥有了多维度阐释的可能性。朱朝阳过生日吹蜡烛与朱晶晶的葬礼交叉出现，最开心与最悲痛形成强烈对比，在视觉传达上，给观众一种突如其来的不适感。这样的反差具有浓重的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

　　不同于大多数电视剧依赖台词推动故事情节，《隐秘的角落》主要依靠人物的情绪与动作推动情节发展，其人物多是内化性人物。学者戴锦华曾明确指出电影与电视剧的差别，“一个信息传达给观众，电影中需要一次，电视中要三次”，而在《隐秘的角落》中，完全摒弃了“三次”原则，尽可能一次性交代叙事细节，营造紧张感。张东升挽留许静时的欲言又止，便是借用了他当时的心跳声、轰鸣声放大了内化性人物的内心焦灼。

　　精细讲究的镜头语言显然适合这样一个将人物性格内化的故事内核，而层叠而至的悬念又一次将观众抛进猜疑与释然的快感中，那种略带意外的惊异之感，牢牢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即便身处一个较为放松的观影氛围，该剧也对观众制造出强有力的控制力。

　　值得一提的是，《隐秘的角落》的每一集开篇时打开回忆开关的影像叙述与诡谲的动画呈现，用看得见的画面表现人物看不见的内心变化和发展，揭示了人物暗藏的心理。

　　“家”的虚置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中提到，“家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家”是该剧制造电影感的最核心的空间意象，制造的方式是将“家”虚置。虚置的“家”将观众日常熟悉的叙事空间抽空、搁置，叙事的陌生感从熟悉中一层层剥离出来，观众的期待视野被悬置，却被取而代之的陌生感深深吸引。

　　剧中每个“坏人”都对“家”渴望而不得，所有的“坏”都源于爱的缺失。张东升面对爱情的逝去，选择绝望了断；被动失去家庭的严良和普普尝试相互依赖，填补无家的空洞；朱朝阳表面看起来有一个爱他的母亲，而现实却是空置的房间、固定的馄饨、饺子等快餐类食物为表征的“家”的虚置。“家”的虚置凸显出家庭功能的不健全，因爱之名的谋杀、背叛、欺瞒与救赎等诸多掺杂在一起的情感，在诡谲的音乐中流淌穿行。这样的情感是复杂堆叠的，不同的观众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拓展思索空间。

　　对朱朝阳来说，父亲离去、与母亲相依为命，半听话半怜悯地面对母亲的生活，留给年幼朱朝阳无法愈合的伤痛，更带给他心灵上无法填充的空洞。严良和普普的到来，某种程度上填充了这个空洞，但伴随而来的是同样无法避开的恐惧纠缠。家庭虚置所带来的创伤压力，让选择严良和普普作为好朋友变得偶然又宿命，成为其性格变化的胶着点。

　　朱朝阳亮着灯光的家在剧中出现多次，昏暗的黑色中透出唯一一点橘色的暖光，看似温馨，却如同朱朝阳真实的情绪状态，在乖巧懂事的表层下是一颗深谙世事却冰冷无比的心。

　　合情的“非理性”情感

　　《隐秘的角落》结局，严良从聚光灯中走过来，穿过学生群，注视朱朝阳，继而走出去坐在矮墙上，看到声称“绝不会跳广场舞”的老陈在一群阿姨最中间摇着扇子起舞，然后俩人笑着谈起要去看望刚做完手术的普普。这种对于希望的拥抱其实并非理性，只是为了迎合观众内心善良的美好愿望。但也正是这样“明目张胆”的非理性的恍惚与错置，使该剧脱下了“悬疑”的伪装，轰然而至一种关于成长和人性的巨大悲剧感。

　　这部电视剧，关于家庭、关于失去的决绝、关于救赎的无奈、关于委曲求全，更是关于藏于最深处的人性。看似平静的小城市，看似普普通通经营自己生活的一群人，当我们尝试揭开生活的薄雾，看到人性的繁复与纠结，更为直白且刺痛的是平凡生活表象下的暗潮汹涌，是如朝阳东升般普通的危机四伏。每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都有随时触发的危险在靠近，这是将观众拉扯进剧情漩涡最为重要的元素。如果说电影院的黑盒子观影是靠“超出日常生活体验的奇观文化”将观众带入一场梦境，《隐秘的角落》则依赖看似身边会发生的日常危险作为悬念工具将观众拉入一场噩梦，同样实现了电影所能带给观众的“刺激心理与惊悚感受”等情感体验。

　　整体而言，《隐秘的角落》在对家庭温暖的探寻过程中，为观众展现了矛盾重重、繁复多义的生活图景，真爱与绝望共存，亲情与背弃同在，善良与邪恶纠缠于一念之间。这样具有电影感的故事将观众带入既定情境所引发的想象与讨论，让大众跟随着故事情节汇入“个体感性——大众通感”的公共文化空间，召唤了更为复杂和多层次的阐释，这一切都变成当下重要的大众文化现象，而这比剧本身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