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　蒙

　　近日，译林出版社出了一套叶兆言先生的作品集，分别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陈旧人物》《诚知此恨人人有》《午后的岁月》《陈年旧事》。虽然篇幅看起来卷帙浩繁，但多数单篇文章并不长，内容多为追忆故人旧事，或评点经典作家作品，或品评社会现象，体裁多为杂文，也有文学评论或访谈录。简而言之，这是过去几十年叶兆言书写的非小说类作品的一个大合集，是对过去写作的总结与整理，细细品来，倒也颇有滋味。

　　小说家写的随笔或杂文，大多流畅平实，不打妄语，也不喜欢动用各种晦涩的理论术语，却能在简洁通俗的文字中，呈现出写作者和思考者的智慧。叶兆言这套书便是如此。评论界一般将叶兆言视为“南京市民书写”或“写实主义风格”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路子，的确与沈从文、汪曾祺这一淡雅平实的脉络相承接，但如果带着这些标签去看这几本书，未免也就削减了阅读乐趣。

　　叶兆言这套书中的文字，就像是一个真诚而幽默的历史亲历者，去跟读者慢慢分享那些旧日风情。他的文字是平实而通俗的，与读者毫无距离感。任何阅读水平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学富五车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因太执著于严肃学问而可能遗漏的闲趣；刚进入书海的年轻读者，也能从中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学史谱系，一些丰富而真诚的往昔回忆。

　　叶兆言对其他作家的作品评论，通常直言不讳，有着独到而真诚的看法。比如，在《杂花生树》中有篇《围城里的笑声》，谈到钱钟书创作中遭遇的问题。在叶兆言看来，即便作家遭遇了时代跌宕，卷入了政治风云的变化，但这些不应该成为自己放弃写作或降低写作水平的理由。对真正有热情和野心的作家而言，任何政治上的压抑，都不会阻挡他的文学之路。

　　叶兆言的这种态度，其实相当中肯。不隐恶扬善，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面对历史和前人最好的态度。即便那些被书商吹捧起来的作家作品，也要理性看待，不要盲目追求其中的浮华，也不要对那些暂时隐藏在尘埃之下的无名作家视而不见。叶兆言对待文学史和文学现象，一直保持着这样公允理性的看法，加上自己有丰富的文学资源和亲历过程，其看法就更具说服力与参考性。

　　对待文学现象，叶兆言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不少事件自己都亲历过，也知道其中的各种缘由，他的解读自然不需要套用那些学者的理论术语，而是用生动和鲜活的文字，帮助读者回到真实的文学现场。在《诚知此恨人人有》这本书中，有篇《八十年代的文学热》讲到：“八十年代文学热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积庞大五光十色的肥皂泡，禁不起一枚小小的针尖。”这样的说法，恐怕要刺破很多人对那个文学黄金年代的美好幻觉了。

　　然而，叶兆言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从文学荒芜和压抑年代走出的诸多作家，当时实际上是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文学浪潮虽然繁荣一时，但真正沉淀下来的好作品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读者的口味和审美水准，也限制了作家的书写水平。叶兆言认为，对此不应盲目歌颂或吹捧。这是一个亲历者的诚心之语。剥去浮华的外衣，真相其实并不复杂。

　　实事求是，平实易懂，叶兆言这样的文字风格，也是其文学灵感的关键成分。这种实实在在对待文学的态度，贯穿了他看待中外文学的全部过程。甚至那些经典作家，也要被他如实观察一番。在《群莺乱飞》一书中，有篇《想起了老巴尔扎克》。与很多写作者对巴尔扎克的盲目吹捧不同，叶兆言如实地写出了内心的看法：“文学史上给巴尔扎克极高的评价，我总觉得这种高度赞美，和作者本人的自吹自擂多少有些关系。”如此说辞，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叶兆言在仔细阅读文本后得出的看法。尤其是在“风俗研究”的内容里，巴尔扎克的确存在上述自吹自擂、提高声誉的做法。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指责先贤，而是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揣摩其他作家的创作心理。有文学野心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这甚至是伟大作家必不可少的素质。从中，可以凸显巴尔扎克的文学野心。叶兆言从创作者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经典作家和作品，显然比纯粹的研究者多了更多在场式的体验，其观察也更具独特性与启发性。

　　这套书涉及的话题还有很多，其中的掌故对多数人而言，虽然未必是陌生的，但全新的、个人化的解读方式，还是能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叶兆言的笔法，是娓娓道来的，是缓慢渐进的。这就像在旧日南京街头，突然发现一处杂货铺，里面堆积着几本泛黄的书籍，翻开一看，尽是平实的文辞，却有着丰富的内蕴。纸页上的墨香，随着时光流逝而缓缓散开。叶兆言笔下的旧日风情，由此缓缓流入读者的精神世界。（西　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