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安工程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副教授 赵益

　　20世纪60年代，世界汽车工业迎来了战后高速发展期。法国勒芒24小时耐力赛和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一起，成为最能代表汽车文化、令人热血沸腾的竞技项目。影片《极速车王》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该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研发的GT40赛车，打破欧洲汽车品牌对勒芒耐力赛的垄断，并连续四年夺冠的传奇故事。

　　汽车作为人类对速度追求的极限延伸，经历了从实用功能到审美功能和资本标志功能的转化。赛车竞速类影片正是在此多重诉求下，通过速度快感宣泄和浪漫心理缝合，来实现观众的共情体验。在速度快感宣泄方面，《极速车王》用大段时间做铺垫，以迈尔斯（Miles）对汽车的狂热喜爱和超凡的驾驶技术为切入点，转入他与谢尔比一起设计、改装、测试车辆的过程。几经波折，他们终于成功研发出GT40赛车，并代表福特汽车参赛。

　　影片后半部分用整整30分钟全方位展示了勒芒耐力赛，详细表现了进站策略、天气变化、赛道路况、轮胎选择、车手配置，以及车队经营等现实赛车竞速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引发的强烈真实感和比赛紧张感，满足了观众对该类电影最大的快感诉求。此外，通过驾驶私人飞机和坦克等场景来侧面展示两位主角的战争经历，更加强化了影片对力量、速度、信念等刚性体验的表达，使人物形象塑造更加丰满。

　　除了常见的类型化叙事策略和快感体验之外，《极速车王》还着力塑造了人与车、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和浪漫情怀。迈尔斯人如其名，是个天生的赛车手，为了追求速度的极限，为了突破自我，不惜献出生命。在完成赛车改造和比赛的同时，迈尔斯也在完成对自己的改造，车手与赛车呈现出令人动容的镜像关系。当福特高层谈论权力和利益时，迈尔斯和谢尔比谈的是引擎、变速、刹车、驾驶，是竞速本身。这种极致的对比将车手的英雄主义情怀放大，强调了赛车竞技背后的精神与信仰，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表现方面，以迈尔斯的父子情、夫妻情，以及他和谢尔比的知己情为主要线索，着力表现车手生活中寡言但温情的一面。妻子莫莉为了安慰落选的迈尔斯，与他在投射出GT40光影的机场仓库内翩翩起舞；当橘色夕阳透过蓝色的福特标志从谢尔比身后照向迈尔斯，如同希望与胜利的宣言，片中的浪漫情怀别有人车一体、情景交融之感。再看迈尔斯与福特高层初次见面时咄咄逼人的辛辣讽刺，福特二世体验GT40速度时被吓哭的黑色幽默，以及营销策略导致迈尔斯与冠军失之交臂的残酷……对比之下，车手与车队资本之间的博弈，在快感与浪漫的表象下，又引发了观众对赛车竞速类影片和赛车竞技本身更深入的思考。

　　如果说参与真实赛车竞速的车手，是对极致速度、极限配置和夺冠的渴望，那么当这一切以符号化的视听语言系统呈现在银幕上，观众对速度快感和浪漫情怀的代入式诉求，则不可避免地增添了消费主义味道。任何汽车竞技项目，本质乃是汽车厂牌的大型活动广告展示场，包括旗下车辆引擎的工业性能、品牌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以及车迷与车手之间通过赛事胜利的喜悦达成的共同体关系与价值认可等。比赛的目的是胜利，胜利的目的则是厂牌背后的隐性资产价值提升。因车队与车手席位有限，在比赛中经常会出现资质平庸的车手带资进队成为主力，公认的优秀车手却与新赛季无缘的局面，车手成为资本与利益的牺牲品。片中的迈尔斯就是典型，即使GT40是当年最出色的勒芒赛车，出于商业原因车队还是牺牲了其冠军荣誉。

　　《极速车王》的片名直译为“福特大战法拉利”，可以看出鲜明的汽车厂牌文化，甚至国家文化之间的对垒竞争。福特、通用等美国汽车厂牌，生产出符合大众审美、宽大实用、极具包容性的运载车辆，是美国通过二战完成资本积累，迅速发展重工业以占领国际市场的流水线产品。而法拉利宣扬一车一人手工生产，是打造精美汽车艺术品的欧洲匠人。正如鲍德里亚关于消费主义的著名论述：当我们消费商品的时候，消费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附着标签所代表的价值取向。片中，福特高层一水的黑西装、大背头，像流水线上出产的福特野马一样华而不实，而通过研发GT40来拯救福特品牌文化的恰恰是工人模样的迈尔斯，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剧作手法相当高明。

　　当我们把思考延伸到真实的20世纪60年代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激情与浪漫建立在大的美苏冷战背景下，片中除了隐含欧美大国之间的利益抗衡之外，还有遭遇局部热战蹂躏的亚洲土地。这个时代，人类越来越依赖机械，美国迫切需要通过消费主义的谎言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新秩序，而通过体育竞技达到文化认同无疑是一种隐秘而有效的手段。个人英雄的快感与浪漫，又何尝不是粉饰消费主义的遮羞布呢？（赵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