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自有千钧之力”

　　——电影《小妇人》的女性主义书写

　　作者：李烨涵

　　八月末，由美国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长篇小说《小妇人》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我国上映，讲述了南北战争时期美国一个普通家庭四个姐妹之间的生活琐事。其中闪耀的温情力量、女性主义光辉，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讨论。

　　随着时代发展，男女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似乎已在女权主义者们的激烈反抗中逐渐实现弥合。长期在父系话语影像建构中以“沉默的他者”存在的女性形象，必然在失声之后转向爆发。过犹不及，事缓则圆。那么，爆发之后的女性主义书写该何去何从？电影《小妇人》在独特的温柔力量表达之上，从多样化的女性形象塑造、女性自我意识的影像流变、男性角色在女性叙事中的形象塑造等三个方面，为女性主义书写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温情表象之下，多样化的女性形象塑造

　　在一定意义上，《小妇人》摆脱了男性对于女性形象的刻板幻想，完成了女性多元形象的自我建构，走向了后现代开放、包容、多元的精神旨归。

　　根据弗洛伊德的“妓女与圣母”情结理论，影视中的男性往往习惯于将爱、性等两种基本欲望，投射于固化的女性形象之上：通常体现为伟大的母亲，堕落或性感的女性。这在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布鲁埃尔的《白日美人》、中国导演吴永刚的《神女》等诸多电影中均有体现。

　　当男性把控影像话语权时，女性的形象往往固化为无私奉献的亲情符号、头脑简单的性感符号等，显得单一、刻板。在男性视野的影像构建中，女性通常是无理且善妒的。他们常常以女性否定或打击另一女性的叙事，来掩盖男性在女性角色堕落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例如，《邦妮与克莱德》中用来衬托邦妮聒噪刻薄的兄嫂，《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迫使玛莲娜走向毁灭的小镇女人们等。

　　人性是复杂多变的。女性电影创作，应该摆脱父系视野下“他者”的束缚，成为真正平等独立的个体。在电影《小妇人》中，女性可以是乔一样叛逆、古灵精怪的，也可以是梅格一样温和、善解人意的，也可以是艾美一样好胜、贝兹一样坚强的。多元化的形象塑造之下，创作者以温情动人的女性家庭景象描写，完成了对女性精神的提炼与升华。爱与包容，平衡了一切个性之下的矛盾冲突，创造了一个生动而富有趣味的女性乐园。在男性经历了“英雄—反英雄”的自我形象颠覆之后，女性也打破了“红白玫瑰”的固有偏见。

　　从抹杀到认同：女性自我意识的影像流变

　　在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女性温柔却坚定的精神力量的强调等方面，电影《小妇人》超越了削弱或忽视女性特征的激进女权，可谓一次成功的自述。

　　从一开始乔试图隐藏身份发表小说，到最后自我身份的被认可与回归，《小妇人》在温柔又不失幽默的影像与叙事风格中，表达了对影片开头报社编辑“如果主角必须是女生，那么确保她在结尾嫁作人妇，或者去世”一语的讽刺。主人公们的女性身份，在烫卷发、买礼裙、毫无保留地对家人表达爱意，以及别扭可爱的吵闹之中一再得到强调。

　　女性的成长叙事，不再是对自我的放弃，而是建立在了对性别的完全尊重之上。女性的欲望，也不再一味地受到压制，而是在与理想男性的交往中自由蓬勃地生长。“爱己”与“爱人”的女性困境，在温柔的书写中达到了统一与和谐。女性在重拾自我身份之后，终于实现了完整有力的表达。

　　男性角色在女性叙事中的形象塑造

　　男性在《小妇人》中的形象塑造，以劳伦斯家的小少爷劳瑞，以及玛曲家“不在场”的父亲为代表。劳瑞可以说是女性以主体身份，对男性在女性叙事中形象呈现的“他者”的柔情想象。父亲形象的缺失，则在母亲温和慈爱形象的建构之下，为女性的成长空间赋予了独立自主权。

　　劳瑞这一男性形象的塑造，与中国古典小说代表作《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身处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同样对身边的女性充满爱护与理解，同样温柔，也同样多情。在父系话语绝对权威的社会语境下，这样一种男性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对女性主义的曲折表述。

　　在父系话语把控下的电影创作中，男性形象往往是高大、严肃、不可侵犯的。这种形象不仅凌驾于女性之上，同样凌驾于并未显现出强烈性别特征的子女身上。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位“隐形”的男性角色，以及《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的父亲。当女性主义电影不可避免地要设置男性角色以推进叙事时，这一形象的塑造就显得尤为重要。

　　劳瑞这一角色设置，巧妙地避免了父一代的压迫，并在与女性角色交往中的情感萌动，突出了其男性身份。他在舞会上遇到活力跳脱、与众不同的乔之后深受吸引，在得知梅格扭伤脚踝之后坚持送她回家，在看到雪地里被老师惩罚了的艾美之后十分关切。经历了被乔拒绝的挫折，又拥有着艾美始终如一的爱意，劳瑞这个多情又温柔的少年，是少女们在成长过程中对男性形象的理想投射。在劳瑞身上的差异性别话语构建，成为女性主义充满关怀与体贴的特征自述。

　　父母作为女性成长中教育的共同承担者，父亲形象的缺失意味着男性话语的无限压缩，以及女性话语的无限扩大。在《小妇人》中，母亲劳拉作为家庭的唯一支撑者和引导者，培养出了善良、勇敢、宽容、独立的女儿。她们关心彼此、相互扶持，用爱意化解一切矛盾，用包容抚平一切伤疤。父亲的角色最终在母亲的作用下实现了回归。

　　“母亲”这一特有的身份，最能体现出包容而坚韧的女性群体特质。这样说，不是要再次固化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而是希望女性在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现今社会，不要羞于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是要积极寻求更加独立、自爱、宽阔的前路。“人生多困苦，故我书写欢愉。”乔作为《小妇人》中唯一单身的女性角色，被设置了一个在雨中追逐爱人的开放结局。这为在女性主义影响之下的婚恋观，提供了新的思考、探索方向。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7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