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　城

　　迟子建是当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她的长篇多是厚重的题材，而撑起这份厚重的却通常是小人物。当一个作者书写贫困的小人物，描写时代变革中旁落的群体，这是一种社会关怀的体现，在大众的道德评判里也更讨喜。文学与道德有关，却绝非可以完全用道德评价的存在，我们不能说哪部作品更有社会关怀，它的文学性就更高，这是两码事。所谓文学，最后决定它生命的是文学价值，而不是道德姿态。

　　迟子建的东北书写，正是这种文学观念的镜像。它既是区域的（扎根东北），又是普遍的（共通的人性不分地域）。她揭露了东北的社会问题，也善良地描写东北人民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譬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灵性书写，展现鄂温克族的勇敢和尊严；《群山之巅》为小人物立传，体会他们与生活相处的方式，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打量；而在《伪满洲国》和《白雪乌鸦》中，迟子建将笔触伸向历史深处，着眼于在历史洪流中奋力拼搏的芸芸众生。

　　东北小说往往给人固化的形象，呈现出衰败、荒凉的图景。但迟子建的小说则不同，她更关注东北的山川风物、地理历史。比如在《白雪乌鸦》中，迟子建描写了一百年前的东北，借医生伍连德抗击鼠疫一事，细致入微地呈现了清末哈尔滨的众生百态。又比如《候鸟的勇敢》，写东北人事，虚构一座城市。她无意做简单的赞颂或声讨，曾表示，“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但是，喜欢一个人，会‘爱之深，责之切’；喜欢一个地方，同样如此。因为深爱那片土地，它光明背后的‘阴暗’一面，也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

　　因疫情“翻红”的旧作《白雪乌鸦》，写的正是百年前发生在东北的一场鼠疫。在迟子建笔下，瘟疫的恐怖具体为个人在大雪中的叹息。傅家甸封闭起来后，书中的人物周济跪在地上呐喊：“老天爷呀！你叫走一代人不行，还想三代一起叫呀……”作家不渲染恐怖，也不猎奇苦难，她下笔成文，化作三分悲悯。

　　《白雪乌鸦》历经十年后被重提，说明这是一部有超越时间速朽潜质的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的地域书写没有局限于历史表层，而是深入到社会运转的毛细血管中。据《鼠疫与近代中国》作者饭岛涉统计：1910年，肺鼠疫由黑龙江省西北部经铁路南下，蔓延至整个东北约七十个县，死亡总数达到四万三千九百七十二人（伍连德自述有六万人）。迟子建不但写出了鼠疫对个体的影响，呈现了伍连德抗击鼠疫的勇气，也细致地描摹了清末东北（以哈尔滨为主）的众生相，不回避民众的局限，比如那些在瘟疫中迷信怪力乱神的群众，也书写了在瘟疫中努力求生的普通家庭。那些在暴风雪中不灭的煤油灯，在迟子建的文字中重新被点燃了。

　　迟子建的文字有对人世间的悲悯，这在《群山之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迟子建回忆，小说源于她采访过的一位退伍老兵的经历和一位被宣传成英雄的年轻战士的事迹。2001年，迟子建下乡前往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遇见了一位在“文革”时被污蔑为逃兵的老人生活窘迫，非常同情他的遭遇。之后她又听说一名年轻战士在陪首长的客人游玩时溺亡，最终被宣传成一个英雄。这个故事唤醒了迟子建对那位老人的记忆，而这个“逃兵”和“英雄”，便成为《群山之巅》的小说素材。在小说创作中，迟子建虽然看到了底层生活的粗暴、愚昧乃至种种不堪，但她更侧重描写的，仍是辛开溜、安雪儿、单四嫂等人物卑微但不认命的品质。她书写了命运悲剧，但她看重的并不是放弃抵抗命运的虚无，而是纵使跌落谷底，“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闯劲。

　　小说中有个叫辛开溜的人物，出生于浙江堕民之家，从小被卖到东北，当富贵人家的马童，又参加抗联队伍，被日本人抓劳工，辗转沉沦于底层社会，好不容易娶了个日本女人秋山爱子，为此还背负了逃兵和汉奸的骂名。按照一般小说的写法，这样的人物可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迟子建却向深渊投进了希望的绳索：她笔下的辛开溜，不但没有绝望，反而在镇上发起旧货节，在年届九旬的时候，仍然不惜翻山越岭，证明自己曾经抗联战士的身份。迟子建说：“我塑造的这个小镇，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群山之巅，所以书名很自然地用了这个标题。高高的山，普普通通的人，这样的景观，也与我的文学理想契合，那就是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