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杨汤琛

　　诗歌批评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柏拉图指认诗歌是影子的影子，那么，诗歌批评岂不是更为虚弱的幻影？如许稀薄、动荡，摇曳于怀疑与虚无之间。更让人烦恼的是，较之拥有稳固阐释体系、美学趣味的古典诗词，尚在路上的现代诗一直处于如何为自我正名的漩涡之内，不仅各路评论者言人人殊，诗人内部也聚讼纷纭，普通受众往往更因读不懂而敬而远之。

　　读罢凌越新近出版的批评集《汗淋淋走过这些词》，笔者仿佛有了为诗歌批评辩护的理由，找到了现代诗批评拥有意义的可能性。譬如，在这个日益技术化、格式化的世界，有望通过批评来稳固现代诗的批判性力量；在嘈杂、混乱的诗歌现场，真诚的批评有助于敞开作品隐匿的美与德，擦亮评价标尺。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诗本身具有批评性，长了一副批评的牙齿。这一点，正如波德莱尔所说，诗人体内天生携带批评器官。个人认为，这并非说诗人是天然的评论家，而是指他们必然是现实压力的反对者，是一种对规训表达置疑的力量。一如本雅明笔下游荡的波西米亚人，现代诗人始终是现代性笼子无法驯服的反抗者。凌越信奉这样一种诗人的德性，相信词语的能量。

　　凌越偏爱与时代形成紧绷张力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众诗人，例如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他们那喑哑、澄澈的声音，是人性在高压气候下捍卫自由的极致形态。顽强的词语要戳破形而上的总体谎言，美与德要在文明废墟上挣扎着绽放。或许，在凌越看来，透过俄罗斯诗人的命运与诗歌的三棱镜，诗歌那批评喉咙发出的呼啸声会变得更为清越有力，更能穿透当下诗歌德性趋于崩散的技术化世界。

　　凌越曾多次强调，自己的批评观念源自特里林、威尔逊。这两位均是二十世纪欧美文学批评界的巨人，在英美新批评大行其道的时代，他们逆流而上，坚持追溯人文主义传统，强调知识人的伦理责任。作为精神继承人，凌越的诗歌批评文字森林里，也回响着业已消散的人文精神，盘旋着道德勘察的犀利目光。他自言，“而在我倾注许多精力的文学批评内部，我也更关注那些更具社会性和责任感的文学作品，我很好奇在引发强烈‘效果’的语句背后，道德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或许，正是源于这份自觉，凌越愿意把诸多批评献给更具社会性与责任感的诗人，例如阿赫玛托娃、策兰、蓝蓝等。显然，他与这些诗人在精神血脉上有着隐秘、坚固的联系。

　　说现代诗人携带批评的器官，还因为他们的作品总是与时代的审美习惯之间构成了批判的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主张弃绝现实，制造一个自为的诗歌世界，而并不向一般数敞开。这类自觉的美学先锋性，让现代诗总处于晦暗的边缘。可毋庸置疑，现代诗歌并不期待成为孤立而暗哑的谜语，其力量仍根植于存在以及对存在的反思之中，要求与周边发生交集，并召唤他者的到来。遗憾的是，当代诸多诗歌批评不是让诗歌现身，而是用云遮雾绕的概念缠绕、溢美的应时阐释让诗歌显得高深莫测乃至令人厌倦。

　　本来，清晰应该是诗歌批评的基本美德，如今却如此稀缺。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是大量批评家缺乏诚实的态度，不愿意诚实地进入文本，或者缺乏进入文本的能力。凌越的诗评，给人最大的感受是清晰，是一种清晰到近乎清澈的书写，上面浮动着批评者诚实的面影。正是借助他清晰、恳切的解读，笔者对策兰、狄金森等现代诗人有了更坚实的理解，也藉此窥见了现代诗创作的更多秘密。

　　譬如，策兰在中国长期以晦涩闻名。如何恰当理解他的作品？凌越认为，策兰的写作秘密即在“言说”与“存在”之间寻求平衡，并以自己的方式展开现实主义的书写。现实主义的定论将策兰诗歌拉到了坚实的地平线上，并在凌越的时代剖析与对作家灾难性命运的讲述里获得了确切的意义。除此之外，这“自己的方式”无疑是探究策兰诗歌神秘性更为重要的钥匙。凌越以类似新批评的精细手法，对策兰的“方式”进行了精微勾勒，抽丝剥茧般，将隐伏于黑暗处的诗歌经纬一条条加以解码。他指出，通过扩张诗歌词语疆界、使用复合词对词语施加压力等方法，“策兰希望诗中每一个词都生发出巨大的能量，希望每个词都携带着一个大厅，在那里面似乎应有尽有”。读到这样明快、决断又充满灵性的文字时，我们在恍然大悟之余，收获了现代诗带来的独特的审美愉悦。

　　这类精微的阐析，有着英美新批评式的精致、细腻。诗歌在凌越的凝视下，犹如慢慢敞开内面的魔方。然而，他又绝不停留于此。因为，他厌恶寻章摘句式的文本解读，更拒绝过度阐释。他只是豁现诗歌魔方秘密的点灯人，在照亮诗歌内面的刹那，便决绝地隐身。

　　总能于晦暗处恰如其分地照亮诗歌，这种能力部分依赖于凌越的诗人身份。事实上，有分量的诗歌批评总离不开诗人的自我言说。他们深谙词语炼金术，更能参透诗歌难以言传的秘密。例如，艾略特、希尼、奥登的诗评，往往与他们的诗作相映成辉。对凌越而言，诗歌批评也是诗歌创作的另一种变体，“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抒情诗人向戏剧诗人的转变”。机警的譬喻，可谓直指本质。的确，诗歌的创生具有封闭性与自恋性，抒情主体以强光的形式占据意义的核心位置。而诗歌批评需要批评者卸下自我中心主义的坚硬盔甲，以对话的、低姿态的方式走进他人的世界。或许，这便是吸引凌越从事诗歌批评的重要原因。

　　以目前强调操作性的学术标准衡量，凌越的诗评是松弛的、反学院化的，有如山间小溪随物赋形的随意。这种书写方式，也暗合他所心仪的特里林、威尔逊式的札记体。正是借助于这类相对开放的形式，批评的洞见才得以闪现。当然，这种松弛文风其实也在宣告，诗歌批评的力量并非由宏大的概念堆积、高深的逻辑建构来达成，而始终依赖自由的思想，倾向冲动、期待愉悦。凌越深味其义，他的批评指针总是在词语的飞翔与存在的探究之间来回摆动，并保持了克制的平衡感。在轻盈与沉重之间，凌越以批评的方式释放了诗歌的美，重申了现代诗的责任伦理。（杨汤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