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静 范楷

　　文学作品中的乡村叙事，通常是由经度和维度构成的。今年8月，莫言的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将乡村叙事的时间法术用到了极致。书里的乡村是在回忆中呈现的，乡村时间和物候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而时间预叙又让乡村叙事超越了现实性，有了一种超越性。最终，建构了在当下语境中乡村的审美意识形态，以及乡愁的别样风景。

　　时间回忆术

　　《晚熟的人》中，最强的时间结构相似性在于，故乡是在叙述者“我”的回忆里呈现的。“我”在编织乡土叙事的经纬线时，纬线往往是固定的，就在故乡高密；经线则是不固定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每篇小说中故乡的人和事都在回忆中展开。

　　在整本小说集中，不时会出现“我经常回忆起”“我记得”“我经常梦到”“那时候”“那时”等一些时间语法结构，而且主要在段落开头出现，从而引出一段故事、几个人物。例如，“我经常回忆起那个炎热的下午，那时候田奎还是一个双手健全的少年”“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梦到在村头的大柳树下看打铁的情景”等。正如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追忆叙事手法，追忆是一种建构叙事的时间滤镜，有了这层滤镜，更容易将记忆中的现实温情化和复杂化。

　　《晚熟的人》里的小说，往往以“那时候”开头。例如，《斗士》中写道，“那时候冬天很冷，夏天很热。那时候夏天的中午，村子里的男人，不论老少，都泡到河里”等。叙述者“我”回到家乡去观察，使每篇小说中的人物有了历史的深度，超越了简单的善与恶，揭示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吊诡性。因为是回忆中的故乡，所以就和现实产生了对比，就使回忆有了历史深度。这种回忆，是通过一以贯之的叙述者“我”来呈现的。“我”曾经在故乡生活，后来离开了故乡，因为各种机缘，又重返故乡，重遇和重提故乡的历史、人物和故事。

　　这种回忆，使得现实的真实性不再具有确定性。例如，在《火把与口哨》中写道，“这是1966年8月份的事，那时候的事，不能以常理论之，如今回想，如同噩梦，但噩梦中似乎也有浪漫与狂欢的成分，甚至还有艺术，这是否是少年的错觉，还真不好说”。另外，在时间的今昔对比中，消解了政治性。昔日的地主孙敬贤最后的婚礼，旁观的人“其实没人去关心这件事的政治意味，大家只是感到很热闹，很荒诞，很好玩”。乡土本身的生活逻辑过于强大，在历史的时间发展中被彰显出来。

　　时间物语术

　　时间和物候联系，和大地联系，呈现出乡土社会独特的记事和记时方式。时间并不单纯是钟表时间，也和大自然有着密切联系。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的变化规律而形成的，是农耕社会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时间。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就将时间和物候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时间物候似的叙事手法。例如，《左镰》中写道“每年夏天，槐花开的时候，章丘县的铁匠老韩就会带着他的两个徒弟出现我们村里，他们在村头那棵大槐树下卸下车子，支起摊子，垒起炉子，叮叮当当地干起来”。回忆的具体时间是和槐花开这一物候相联系的，也因此是明晰的、具体的、可见的，是被空间化了的。

　　再如，“我经常回忆起武功与村里最有力气的王魁打架的那个夏天。那天中午，我与母亲坐在我们院子里那棵杏树下挑拣麦秸草里夹带着的麦穗”，这样的时间物语术让整个回忆有了乡土性的审美。在现代性不可逆转的变迁中，有一种怀旧意识，从而在一个日益广阔和漂泊的世界中，建构起一个在回忆中具有完整性的主体认同。在《晚熟的人》中，《地主的眼神》开篇就提到“去年麦收时，我在老家，看到了老地主孙敬贤的葬礼。现在的麦收，与我记忆中的麦收，已经大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在钟声的催促下，鸡叫头遍时便匆匆起身”，接着“我”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记忆中的麦收是如何安静祥和。

　　风景的发现，永远基于主体对自我内在的发掘。日本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就提到了风景的发现，风景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通过这个过程形成”。《晚熟的人》聚焦于回忆中的故乡风景，聚焦于返乡人“我”在现实和历史对比中建构出的乡土风景。这些被观照的风景“反作用于人类自身的情感、审美、心灵甚至主体结构，最终则涉及人类如何认知和感受自己的生活世界问题”。

　　时间预叙术

　　莫言在以往的小说中，非常善于运用时间预叙术。所谓时间预叙，是指提前将未来发生的事情叙述出来。小说中，经常出现“许多年以后”“后来”等时间表达方式。其目的，一是展示故事时间的长度，二是建构一种时空交错、故事交错的复杂叙事感。

　　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将这种时间叙述术运用得更加炉火纯青。例如“许多年后，村子里的媒婆袁春花，要把寡居在家的欢子介绍给田奎”，读到这样的句子，读者就会产生好奇，继而期待之后的故事情节。再如，“许多年后，我认识了一个在国际比赛中屡获大奖的口哨王”“父亲后来告诉我，像武功这样的人，还真是不好对付，惹上了他，一辈子都纠缠不清”“后来我听杨结巴大叔说”等，都是时间预叙术的生动呈现。“后来”的时间，具备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从而对之前的故事进行了新的解释。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许是回忆起了蜡烛店的气味，而不是从三婶身上嗅到了这种气味”“写到这里，我真想就此结束，因为接下来的事情，我连回忆的勇气都没有，总是偶尔想到，便立刻回避，但如果我就此结束，显然又对不起听我唠叨了这么久的读者，那我就含悲忍泪讲下去吧”……《火把与口哨》中这段叙事，将“接下来的事情”的悲惨性预先告诉了读者。之所以要含悲忍泪地讲，是为了突出三婶在知道女儿被冤枉之后，去狼窝为女儿复仇，最后死去的故事。故事结尾，狼窝已成了旅游点。村里人希望在三婶的墓地建一个护子娘娘庙。进京找“我”出主意，“我”说：“你们不妨先建个纪念馆，纪念的时间长了，也就成了庙了，也就没人敢拆了。”乡村发展和乡土人的命运、性格，有着自身的逻辑。在此，叙述者“我”用时间预叙术将这种逻辑呈现了出来。

　　时间乡愁术

　　在《晚熟的人》中，作者频繁地、有意地使用各种时间法术，是为了表现一种浓郁的乡愁。这种乡愁，由故乡的人和历史组成，由一个个具体的物候组成，有时甚至由葱、馒头、炕等一些事物组成，例如“我抓起一段葱，蘸上黄酱，咣当咬了一口，这一下唤醒了我的胃，唤醒了我的豪气，唤醒了我的乡愁”“那家乡土地上生长出的小麦磨粉后蒸出来的大馒头，总是能引发我的乡愁”“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炕其实很小”等。

　　1934年，32岁的沈从文因母亲病危而从北平返回湘西，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写道：“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乡愁是重要一维。在《晚熟的人》中，莫言一改以往的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而是以极度写实的笔触书写了故乡。这个故乡不再是单纯的乌托邦幻境，也不只是国民性象征的渊薮，而是一个既有历史纵深感，又在现实巨变中无比真实和复杂的故乡。这两个故乡，在“我”的各种时间叙事中得以同时呈现，耐人寻味。

　　（作者史静系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范楷系天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