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学杰

　　保利娜·凯尔系美国影评人，在1968年到1991年期间频繁为《纽约客》撰写影评。她的影评诙谐、尖锐、一针见血，深深影响了一代人对于女性作家的认知。美国著名影评人、普利策奖获得者罗杰·伊伯特称保利娜“没有理论、没有规则、没有指导方针，也没有客观标准”，她的一切评论“都是个人化的”“她远不止是一位伟大的评论家，她革新了这种文体，并且开创了一整套自己的写作美学”。1970年，保利娜因其在《纽约客》出色的评论工作获得乔治·伯克奖。1973年出版的她的第四本文集《深入电影》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影评写作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品。

　　《电影时代》收录了保利娜最为风趣、畅快、见解独到的篇目，让我们得以与她展开一段充满启示与娱乐意义的对话。在书中，保利娜带读者重温伟大艺术家的精髓——例如奥逊·威尔斯和罗伯特·奥特曼，也不吝于赞美商业片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情感的方式。同时也决不放过整个电影产业日渐堕落与自欺欺人的腐败事实。保利娜的论点常常走在时代前面，对很多以后在电影史上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作品——如《筋疲力尽》《雌雄大盗》《教父》《巴黎最后的探戈》《纳什维尔》等，她在电影甫一问世时就写下了极为精彩的评论。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说：“她是一名优秀的批评家，卓越地将个人实践知识与无价的人类个体思考结合在一起。”在保利娜看来，平庸之作亦有欣赏价值。哪怕是在平庸的电影里的惊鸿一瞥——比如看到特别精彩的表演而产生的一闪而过的兴奋，发现一个手势、一句台词或者一个画面特别美——都能使我们理解艺术的价值，而这是教我们鉴赏课的老师永远都做不到的。并且，这也是那些不爱看电影的人更难领会的东西——即使在更伟大更崇高的感情产生之后，我们仍然会产生高处不胜寒之感。我们仍然乐于享受自我发现时的喜悦；我们需要寄托于平凡无奇、碌碌无为还有差强人意的东西，将之作为安全可控氛围的一部分。

　　保利娜称电影为“我们拥有的最包罗万象的艺术形式”，并以精确、机智和即兴挥洒的文风，在评论电影的同时，也论及与之相关的整个人类世界。人们为什么会看烂影片？她写道：“电影里那些愤世嫉俗的主人公，在发现这个世界原比自己想象的烂得多以前，大多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和他们一样，几乎所有人都四处漂泊，背井离乡。当我们感到挫败，当我们幻想着现在也许可以勉强满足于家的感觉，那就意味着家已不复存在了。但是电影院还在。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可以躲进电影院，银幕上看到的东西让我们倍感亲切——过去的理想和我们一起变老，看上去也不太理想了。”分析看烂片，都写得如此有诗意！诚然，人们喜欢或习惯于堕落，相对于往上走，堕落更容易一些。这跟读书一样，人们宁可读网络小说，也不愿意去碰经典名著。正如昆德拉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言：“一个不断要求‘出人头地’的人，应该料到总有一天会感到发晕。发晕是怎么回事？是害怕摔下去？但是，站在有结实的护栏的平台，我们怎么还发晕呢？发晕，并非害怕摔下来，而是另一回事。是我们身下那片空虚里发出的声音，它在引诱我们，迷惑我们；是往下跳的渴望，我们往往为之而后怕，拼命去抗拒这种渴望。”

　　当别人嘲笑观众愚昧时，她正色道：“我们才不信电影演的呢！我最近听到一个孩子评论《忠勇之家》说：‘想想那年头他们还真信有这么回事。’我们当然不信了……我们许多人都会去看那些大名鼎鼎的影片，就像我们去看《巫山风雨夜》一样，但是我们不会相信电影有一分一秒的情节是真的……即便是他们很喜欢看的那些电影，也并不能直接说明他们对此信以为真，而只能间接地暗示了一种文化的腔调和风格。”在她看来，即使是“垃圾”电影，亦是有价值的。“无论多么无病呻吟，还是有助于形成开放的现代意识。这些‘垃圾’——大部分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垃圾’——也许比我们所受的‘教育’让我们学到了更多关于世界，甚至关于价值观的知识。电影冲破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促进了我们的觉醒。”

　　有些电影为何很糟糕？她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些烂电影能赚钱——不一定多到离谱（虽然确实有几部赚得很离谱），总之相当赚钱。如果制片厂的老板除了赚钱和抓权以外别无他想，为什么还要拍好电影呢？”在书中，她还揭示了一些电影行业内幕：如果哪个大明星或者大导演看中了一个剧本，这些高管就会把预算提高到400万美元甚至500万美元，哪怕根据题材这部片子应该是个小制作。于是本可以拍成一部轻松迷人的娱乐片，让全世界千百万人喜闻乐见，反而要把它夸张、重写以突出明星的角色并让制作规模没必要地夸大。

　　在电影界，艺术和商业的平衡一直都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而商业又常常压过艺术。但至少这个行业还控制在那些喜欢电影的商人手里。作为大众娱乐的工具，电影人需要具备情怀——必须热心肠，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且要有一种自作多情的奉献精神，立志要拍出能让国民感到骄傲并且对其品质怀有敬意的电影；还有一项最重要的素质：愿意冒险。然而，那些冷静的管理层大鳄们不具备这样的情怀，部分学者们也不具备这种情怀。这些人多半一边嘴里高喊着崇高的理想，一边在所有人身上榨取利润。电影行业的人觉得根本没必要讲原则，他们也因此不再讲原则了，这才是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大变故。

　　这些写于四五十年前的评论，如今读来，依然觉得犀利，其所说的情景还是那么似曾相识，并未成为过去时。（夏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