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颐

　　政务的运作有赖于文书的流转。晚清的政务文书主要分两种，即题本与奏摺，它们也是朝会廷议的主要内容。朝会与文书，是政治决策的要素及具体呈现。由于朝会定于清晨，天光朦胧，衣影斑驳，时人称之为“辨色视朝”。

《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 李文杰 上海人民出版社

　　《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是一部以朝会和文书为议题的制度史研究著作，作者李文杰长期深耕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近代的边疆与外交等领域。

　　该书探讨晚清的政务运作，旨在剖析晚清高层政治决策的特征，找出影响行政效率的主要因素，分析这些因素产生的根源、运行的背景和存在的必要性。具体课题指向君主与廷臣的权力分配、行政机构设置和职能划分、人员任用与行政系统的建设等。作者主要从故宫档案、官员札记等各类文献里搜集材料，涉及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摺处理、御前会议、军机处的职责与选任、总理衙门的运作、筹备立宪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行政部门工作的诸多细节，力求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分析推导。

　　在古代中国社会，皇帝的知识结构、个人素质、能力结构、政治品质等会对朝政的效率产生深刻影响。清朝的祖训历来强调“勤政”和“崇实政”，以保证全国大大小小的需要皇帝处理的政务得以迅速解决，朱批奏摺一般是一事一摺，乾隆皇帝的大部分批示遵循了简洁的一个字到四五个字的格式，清宫存档里还有很多用指甲划痕代替的批示。

　　在清代之前，有明确法律依据可上密奏的是宰相等高级官员和监察系统的言官，由于奏摺具有内容秘密、直达御前、皇帝独断、迅速便捷的特点，乾纲独揽的清代皇帝遂加以扩大化，以方便自己直接掌握国家行政信息。朱批奏摺制度起自康熙时期，雍正时期大力推行，乾隆废除奏本后，奏摺从过去康雍时期秘密、非正式的通信渠道变成与题本并行的正式、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公文形式。皇帝通过奏摺了解地方对中央政策的反应，了解地方官员的优劣，了解地方的晴雨粮价，通过它进行君臣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商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但是，皇帝诸事皆管的结果，导致有些决策过于琐碎，长期来说，并不利于政务的运转。

　　本书有一章专论“光绪帝习批奏摺探析”。据《翁同龢日记》等记载，光绪年满12岁时开始练习处理政务，主要一项就是奏摺功课，光绪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亲政之后，光绪的起床时间常在夜丑正二刻（2:30），发下奏摺的时间是每天卯初（5:00），然而，朝政并不能因为他的勤政而有所好转。李文杰指出，勤政反而影响到政务的合理决策，并无形中加重了朝中大臣的负担，亦未起到政治上医治沉疴的效果。

　　同治、光绪两朝，都有垂帘听政的时期。皇太后取代皇帝，阅览并初步处理内外奏摺，重要者多交军机处拟，皇太后复核，以此完成每天的政务。李文杰引述了汉学家白彬菊在《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里的研究，指出奏摺制度实际上只是短暂地加强了康雍乾的权力，军机处的崛起并未能强化皇帝专制统治，而是产生了一个枢密班子，创立了一个能够有效运行的政府，奏摺加强的是它的管理者——军机处的影响力。李文杰认为，文书制度所体现的君权与相权关系，是解读晚清政治的一把钥匙。在预备立宪过程中，一个重大议题就是君权的边界问题，这正是御前会议虽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关键所在。作为文书处理的重要手段，朝会形式的多样化与前后变化，较多地展现了“集体决策”的因素，然而，未必等于合理决策。为了避免意见不至于偏执一端而平衡各方的举措，使得文书滑向平庸，群策群力沦为“虚应故事”。

　　提高行政效率是所有政府追求的目标，明晰而合理的分工，信息的畅通，发挥个人才能的制度，特别是对权力的监督，都是题中之义。因此，本书所探讨的以文书和会议为核心的晚清政务运作课题，于今仍有镜鉴意义。（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