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旭

　　当我们在勾勒生命之状貌的时候，当我们在描述事物之态势的时候；当我们在追问现实之表象与成因的时候，当我们在思考历史之纵深与宽厚的时候；当我们在省察自身之得失的时候，当我们在审视他人之功过的时候……时间和空间构成的二维坐标轴，成为这一系列问题建构或解构的意义场。但是，当我在阅读完《生命之证——武汉“封城”抗疫76天全景报告》（刘诗伟、蔡家园著）后，我发现，其重要意义，已经完全溢出了时间与空间架构起的二维坐标。全景式抗疫图，也已不足以概括《生命之证》的本质内核。站在2021年的年初回望2020年伊始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重新打量在“封城” 76天中，武汉这座城市和武汉人民所经历的种种，透过纷繁的各方言说，经过最初恐慌后的理性沉淀，结合“他者”与“自我”的双重视野，《生命之证》展现的正如作者所言：“更为内在的逻辑是，瘟疫之于人类，根本上是一种避开种族、阶层、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进犯，人类必须尽快建构并学习与瘟疫相遇相处相争的文明，而这个文明的根基与指引只能是生命至上。生命至上在于突破边界，在于生命相通、命运与共。”

　　在时间的序列上考察《生命之证》的时候，会发现多重关于时间的隐秘。时间作为结构在《生命之证》中架构起了文本的“龙骨”，76天的“封城”，两位作者甚至细化到每一天不同岗位、区域、个体、群体等为抗疫所付出的点滴。力图“建立在诚实与真实的基础之上”，“将伟大事实与真相献给人类”。填充时间结构的内容，又由呈现出时间更迭特质的不同代际进行串联。年过五旬的高级工程师严再阁，河南退伍老兵王国辉，80后水暖工刘先生，80后插管队员杨萍，90后电气工程师肖帅，31岁建筑工程师李松，90后麻醉医师周亚群……老年、中年、青年、孩童等等强烈提醒着时间的不同身份，一再证明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当我们越过具体的时间点，来到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体认时，对于当下现实的书写似乎总有些疲软与无力。而《生命之证》秉持命运共同体意识，既不过分夸大，更不回避抗疫初期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武汉抗疫初期为什么战况不佳？我们侦查到的问题是——判断、实施、速度。”规避了陷入虚伪、空洞的材料本位主义，非常巧妙地对庞杂的素材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展现了中国人朴素却值得敬佩的气度和家国情怀。

　　书写时间序列中的抗疫发展态势，并非停留在一城一池的得失或特定人物、事物的剖析。书写时间是为了超越时间以反思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是与时代同步伐，又期盼未来；是为时代画像，又彰显民族精神；是为时代明德，又指向人类永恒的追问与探索。

　　客观实在空间、文本叙事空间、文化心理空间，是从空间层面进入《生命之证》的三重视点。首先在客观实在空间，虽然《生命之证》呈现的是武汉“封城”抗疫，但从武汉人出发，越过城市的边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进一步打破国家的界限，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公民。

　　小到建立专门的外国人居民团购群，大到全世界联动助力武汉的抗疫科研攻关，均为来自不同国家，有不同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但拥有共同姓名——人类——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的生动明证。在文本叙事空间层面，《生命之证》体现了报告文学内部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事件本身的“个体化”文学记录与“公共性”历史表述恰如其分的融合，是“个人化”叙事与“宏大”叙事走向和解的可能性路径。秉持“家国同构”“天人合一”的立场，一方面极力“求实、求真、求证”，深入各个领域进行实地探访，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武汉抗疫的始末尽力客观还原；另一方面，作为身处其中的武汉人，两位作者本身就处于疫情的中心，“在场性”的细节记录与“私人性”的情感体验又丰满了《生命之证》的血肉与情感。历史的明证、文学的叙事，个人的情感、宏大的建构在此不仅不冲突，甚至相辅相成。文学心理空间的建构，与大量事实、材料相互映衬，使得文本既有科学依据，又有真实的现场经验，更熔铸文学的本质性情感意义。恐惧是伴随着疫情暴发而来的普遍性心理，《生命之证》中塑造的平民英雄群像，不是无所畏惧的“高大全”，是即便恐惧依旧具有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担当的普通人。这是《生命之证》于英雄形象谱系建构的重要意义，也凸显了中国人的精气神。作者在深入实地进行考察的时候会有恐惧，普通市民在疫情中的恐慌心理更是普遍，医护人员也会恐惧，即便他们是最不被允许恐惧的人。恐惧可能没有办法战胜，但会有更强大的力量将其覆盖。正如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护士长贾敏用武汉话直言：“冒得哪个（没有谁）想当英雄，但武汉人的性格就是不服周（输），我们一定搞得赢（能胜利）！ ”也正如一般市民所说：“大疫来临，谁不害怕呢？我其实也害怕，但看到那么多人干得热火朝天，就忘了害怕。”覆盖恐惧的力量就是武汉人不服输的精神，就是中国人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

　　书写时空也超越了时空，新冠病毒的传播没有种族、国家、性别、年龄等的界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轮廓因之变得愈发清晰可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我们在生命体验、情感经验、思想认识层面都充分感受到人类整体性命运的休戚与共，更在日常生活的事实层面切身体悟到无时空边界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病毒的多重越界促发了文学对相关问题的全记录，成为我们思考全球连带性与整体性的契机。《生命之证》以文学的名义疾呼：作为命运共同体，“人类需要一种面对瘟疫的共同文化！”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