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中打捞宋代风俗典故

　　作者：虞云国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经典小说之一，我从小就喜欢读。我的文学和历史启蒙，就源于跟父亲一起守着一台旧收音机听评话水浒。幼时在小人书摊看《水浒传》，也曾看得天昏地暗、如痴如醉。后来专业学宋史，又与《水浒传》产生了很大的交集。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公元1120年前后，恰是北宋的后期。《水浒传》描写的就是这次起义。2020年，我出版了随笔《水浒寻宋》，意在从《水浒传》中寻找打捞宋代社会生活的遗痕。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有一部《人间喜剧》系列小说。恩格斯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人间喜剧》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尤其是巴黎上流社会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恩格斯说，他在小说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从当时所有的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这段话，对我有很大启发。

　　事实上，《水浒传》堪称一部以梁山好汉兴灭聚散为主线的宋代社会风俗史，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胜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我们完全可以把《水浒传》当作形象反映北宋末年乃至整个宋代社会历史风俗的文学材料。

　　坦率地讲，宋史学界对于宋代风俗名物的研究有两个不足：第一，这些研究多以相当专门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现；第二，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多空白，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因此，我有意识地以《水浒传》里的风俗名物作为研究切入点，把《水浒传》作为文学化的社会史料来加以历史学的解读。这次演讲，就和大家聊聊我的一些心得与收获。

　　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虚构的内容中也有社会现实的因素

　　任何一部经典在每个时代、每一个人那里都会有不同的读法。

　　无论是看连环画，还是看小说的文本，甚至看电视剧，第一种最常见的读法就是故事的读法，了解小说的情节和故事的演变，受到故事的感染，或者接受有关的教育。这种读法尽管是入门的读法，但并不是最经济的读法。

　　第二种读法，文学的读法。实际上，文学的读法常常自然而然地渗透在读故事的过程中。比如，我们会问：这个人物的个性到底怎么样？《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到底是什么？《水浒传》的语言艺术怎么样？你在问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文学鉴赏的读法。

　　如果进入大学的中文系，那就要进入文学读法里更高级的读法，即文学考证的读法。文学考证的读法，主要是关注《水浒传》故事演变的过程，考证《水浒传》的作者到底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或者是否施耐庵和罗贯中一起把它改定的。《水浒传》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有70回本、100回本、120回本，不同版本又是怎么样演化过来的？文学考证的读法就是关注这些问题。

　　第三种读法，历史学的读法。它的主要特点是要考证、研究水浒故事中，究竟哪些在历史上是实际存在过的。

　　我们知道，《水浒传》是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领袖的农民起义的一部社会历史小说。小说里面哪些内容能够在历史上找到根据呢？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在1939年写了一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提出《水浒传》的浪里白条张顺，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在南宋末年才形成的。

　　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包围襄阳城，宋朝派出两个水军将领，一个叫张贵，一个叫张顺，后者和《水浒传》里的张顺同名同姓。张贵和张顺沿着长江、顺着汉水运送救援物资抵达襄阳城下，接着张顺冲出襄阳城和蒙古军队周旋。最后，他的死法和《水浒传》里张顺的死法一样，也是身上中了多箭。余嘉锡先生认为，这个南宋末年救援襄阳城的张顺就是《水浒传》里张顺的原型。

　　第四种读法，社会学的读法。我们可以把社会学的读法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史的读法，另一种是社会学个案的读法。

　　所谓社会史的读法，就是小说尽管是虚构的，但它反映的是北宋末年的一段社会历史，所以一定会有那时候社会生活的影子。这种读法是把小说虚构的文本当作北宋末年社会历史的写照来加以解读。

　　学者萨孟武写过一本书，叫《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主要是把《水浒传》里的人物和事件当作社会学的个案来研究。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虚构的内容中也有社会现实的因素，所以他就把《水浒传》当作社会研究的典型材料来证明某些论点和依据。这就是第二种社会学读法，社会学个案的读法。

　　比如，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到底是谁的？小说是这样讲的：原先由施恩经营，但蒋门神过来后，武功比他高强，就把施恩的所有权夺了过去。武松为了报恩，醉打蒋门神，把所有权又夺回来交到施恩手里。但如果读得仔细的话就会发现，施恩原先也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把酒店强夺过来的。由此，这家酒店的所有权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学问题。

　　第五种读法，就是实用励志型的读法，即通过阅读《水浒传》，把其中一些思路或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工作和职场里去。

　　由话本汇总形成的《大宋宣和遗事》，可看成《水浒传》雏形

　　我大学读的是历史系，留校工作后又是研究宋史，《水浒传》由此和我有了更深的交集。大约在21世纪初，我开始有目的地写一些关于《水浒传》的随笔，并对其成书过程展开了历史性的把握。

　　宋代的娱乐活动中心是“瓦子勾栏”。勾栏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其中有一种表演相当受老百姓的欢迎，那就是勾栏说书。说书人表演所用的底本，后来把它叫作话本。

　　在我掌握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在南宋勾栏说书里已经出现了这样四个人物：第一个叫作石头孙立，《水浒传》里有这个人物，但他的绰号由“石头”改为“病尉迟”；还有一个人物叫青面兽，那肯定讲的是杨志的故事；另外是花和尚，讲鲁智深的；还有武行者，也就是武松。

　　这些话本有一个陆续汇总的过程，到南宋末年就形成了保存到现在的《大宋宣和遗事》。《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故事梗概与现在《水浒传》的有关情节很相近了，可以将其看成《水浒传》的雏形。

　　到宋末元初，有一个画家兼文学家叫龚圣予。他对北宋末年的宋江佩服得不得了，认为宋江是了不得的人物。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宋江三十六人赞》，还把他们画成人物画。把这三十六人和《水浒传》里三十六天罡星对照一下，大概有三十一二位是完全吻合的。

　　南宋灭亡以后就是元朝，当时有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叫作杂剧。有关记载显示，元代出现过和水浒有关的杂剧大概有十来个，现在完整保存下来六个，其中有些内容已经吸收到现在百回本《水浒传》中了。

　　在元代，《水浒传》沿着说书话本和元杂剧这两种文艺样式继续发展。大概到元末明初的时候，对这两条发展的源流有一次汇总性整理。一般认为，施耐庵和罗贯中是这次整理的具体执笔者。但在我看来，主要恐怕还是施耐庵的功劳。

　　为什么呢？因为《水浒传》里存在一些历史常识和历史地名的低级错误，而罗贯中改编的《三国演义》在这方面的差错基本上很难找到。如果罗贯中也参与整理的话，这些低级错误可能就不会出现了。所以，相关著作权还是应该归于施耐庵。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元代有些风俗习惯与制度规定同宋代不一样，当时的说书人为了提醒观众，会特地交代在宋代是怎么样的。但百回本里没有特意提到元代怎么样的叙述，可见其基本上保存了宋代话本的某种原始状态。

　　既然百回本《水浒传》保存了很多宋代话本的原形，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从中寻找宋代社会的遗痕。所以，我尝试打通历史学、文学和社会史的读法，开辟了读《水浒传》的一个新视角，即在研究《水浒传》和写水浒随笔的过程中，把视角集中在风俗名物方面。

　　在材料运用上，我确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以宋代的材料为主，兼及元代的材料。除了考证宋代的东西，明代材料基本不用。在材料取舍上，也以历史著作为主，兼及笔记、类书以及有关谱录。

　　宋代名物谱录很多，如《酒谱》是专门讲酒的。这些谱录和笔记里有很多关于宋代风俗名物的描述和记载。

　　我尤其重视文学性材料。宋元两代文学体裁很多，包括宋诗、元诗，还有宋词、元散曲，其中有很多描写当时风俗的内容。

　　另外，宋元话本、南戏，金元时期的杂剧等，也记载了一些宋代或者元代初年的生活场景，有些生活场景在历史书里是不记载的，它们常常让我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宋代男子头上为何会戴一枝花，足球比赛为何只踢一个门

　　在《水浒传》中寻访宋朝，可以发现许多鲜活、有趣的风俗细节。

　　举个例子，宋代将旅途中的吃饭叫作“打火”。我把《水浒传》以及相关的宋元笔记、小说里面的“打火”全部找出来进行梳理，发现在宋代人们长途旅行过程中的“打火”形式相当复杂，至少有四种：第一，客人自己带着食材，借用店家的炊具进行烹调；第二，客人叫店家代买食材，自己利用店家炊具来“打火”；第三，客人利用店家的食材，利用店家的炊具来“打火”；第四，让店家直接为他来“打火”。

　　又如，《水浒传》里有一个人物，叫作一枝花蔡庆。蔡庆是个刽子手，为什么头上会戴一枝花呢？原来，唐代后期开始男子就有簪花的习惯。

　　这种簪花习惯催生了鲜花种植业、鲜花销售业。但鲜花毕竟受时令的限制，所以又出现了生花制造业，也就是假花。假花出现以后，鲜花种植业和假花制造业就产生了行业竞争。

　　现在每年农历八月十八，人们依然有到海宁观钱塘潮的风俗。南宋时期有一篇话本，其中有一首词描写的就是当时在杭州观看钱塘潮的情景。

　　我们知道，钱塘潮来的时候浪潮很大，如果观潮的人走得过近，潮头可能会把人卷进去，甚至酿成悲剧。这种情况在南宋也有发生。

　　古人是这样描述的——被潮水卷到水里去的人是“头巾如洗，斗把衣裳去挤”。人被潮水打湿了，上岸以后要先把衣服拧干。去哪儿拧呢？大庭广众之下不行，就要到桥下比较隐蔽的地方去，因此“下浦桥边，一似奈何池畔”。奈何池畔是讲阴间里的奈何桥，因为潮水把头发都给打散了，所以是“披头似鬼”。衣服拧干以后，潮水也过了，回到杭州城里把衣服烘干穿上，第一句话是“犹问几时起水”，还要问观潮的人“钱塘潮什么时候来的”……

　　有一些风俗名物，单纯用文字是表达不清楚的。比如，宋代客店到底长什么样呢？我找到了刘松年的四季山水图，其中冬景这一幅就是描绘一个白雪皑皑的冬天清晨，住店客人告别了客店、骑着马过小桥的情景。

　　还想特别讲一下宋代的足球运动。足球起源在中国，宋代是它的黄金时代。我找到一幅马远的绘画，一个人把球颠到半空中，旁边的人都在围观，这是对宋代足球运动的生动描绘。

　　我们现在的足球是对抗赛，把球攻入对方球门算取胜；而在宋代，足球的球门是单球门，双方都朝着球门中间那个圆孔踢。这个圆孔比当时的足球略大一圈，踢进去难度很大，可谓挑战与趣味并存。

　　《水浒传》有一个人物叫神算子蒋敬。算子就是算筹，由一根一根算棒组成。那么，后来人们常用的算盘是不是宋代出现的？

　　我们找到了相关的依据：在南宋末年成书、元明翻刻的一本看图识字读物里，既有算盘又有算子，说明在当时这两种计算工具是并行的。

　　元代还有一幅货郎图，货郎担上插着一把和现在算盘一模一样的东西，这说明当时算盘已经进入寻常人家了。

　　事实上，只要在《水浒传》里细心梳理、认真发掘，宋元时期的制度衙署、法律宗教、社会经济、市肆商业、科技军事、阶级身份、礼仪习俗、衣食住行、戏曲杂技、体育游戏等，都留有弥足珍贵的吉光片羽、雪泥鸿爪，足以成为还原一代制度风俗或典故名物的文学性资料。

　　这也提醒我们，在阅读文学名著、经典作品的过程中，要善于用另外一种眼光和方法，或许就能收获不同于往常的启发与体悟。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整理人：周丹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