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天石

　　宫崎滔天是孙中山的亲密友人，和中国许多革命人士交往频繁，一生热诚支持中国革命，家藏大量相关信函、笔谈、照片等珍贵文物。2010年，为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编辑并影印出版了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笔谈39枚、信函多通，受到世界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201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宋庆龄基金会得到宫崎滔天后人授权，拟逐卷出版其全部家藏的中国革命人士的手迹等文物。这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大批珍贵资料。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宫崎滔天家藏民国人物书札手迹》（全八卷）近日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绝大多数史料为首次面世。

　　遍访英雄，共图大事

　　宫崎滔天（1871-1922），本名宫崎寅藏，一名虎藏，别号白浪庵滔天。出身于“乡士”家庭（“武士寒门”），有七个哥哥、三个姐姐。其中，长兄八郎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健将，1877年战死于反对封建藩阀的西南战争中；二哥民藏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倡导土地均分论，组织土地复权同志会，是日本提出土地问题的先驱；三哥弥藏认为当时的世界“弱肉强食”“强者逞暴，日甚一日，弱者的权利与自由，一天天地丧失殆尽”“必须速谋恢复之策”。三位兄长的思想都给了滔天以深刻的影响。

　　1886年，滔天转入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英语科，开始关注亚洲的革命运动。1888年，三哥弥藏对滔天说：要防止黄种人永远遭受白种人的压迫，“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倘若中国得以复兴，申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将“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纪元”。弥藏建议深入中国内地，遍访英雄，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治世豪杰，就愿效犬马之劳。弥藏的思想自此成为滔天“一生进路的指南针”。后来，滔天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为“世界维新，欲行天道于此邪恶世界”。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示：“我们的朋友是穷人、乞丐，我们的敌人是君王、贵族、地主和富翁。我们势非与社会的最强者搏斗不可。”

　　他的住宅是同盟会《民报》最早的发行所

　　1897年9月，滔天与平山周在横滨陈少白的家中见到孙中山，孙阐述了自己的革命主张，认为“共和政治”为“政体之极则”。滔天对孙中山大为倾倒，感慨地写道:“孙逸仙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见识何其卓越，抱负何其远大，情念何其切实。在我国人士之中，究竟有几个如他？他实在是东方的珍宝。”自此，滔天就将自己振兴亚洲和振兴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孙中山身上。他不仅将孙中山引荐给犬养毅等日本政治、经济界要人，而且将孙中山所写《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改题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亲撰按语，在福冈的《九州日报》上连载。孙中山在日本的影响日渐扩大。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滔天护送逃亡香港的康有为到达日本，奔走于孙中山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之间，力图劝说两派联合，共同反对清朝政府。

　　1899年11月，滔天协助毕永年等人，将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三派联合，成立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会长。

　　1900年6月，滔天陪同孙中山等人自日本乘轮南下，企图乘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之机，以江苏、广东、广西等南方六省为基础，建立共和政体。滔天亲到广州，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洵谈判，实行两广独立；又到新加坡，企图劝说康有为“复建共和之旗帜，握手协力”。康有为怀疑滔天为刺客，向英国殖民当局控告，滔天被捕。孙中山得知，从西贡赶来营救。10月，滔天参与惠州起义，负责从日本调运原菲律宾独立军所留弹药，由于政客和商人的欺骗舞弊，均为废物。11月7日，起义失败，滔天返回日本。他穷困潦倒，又不愿从政府的对华间谍组织获取经费，转职成为浪花节艺人，到日本各地演唱，筹措革命经费。他曾对家人说：“我能挣到革命的经费，而无法挣到养家的经费，万分地抱歉，请你们自食其力吧。”

　　1902年，滔天出版自传《三十三年之梦》，其中《兴中会首领孙逸仙》一章详述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孙中山为该书作序，称滔天为“今之侠客”“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后经章士钊节译，以“大革命家孙逸仙”为名出版，随即“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

　　1903年之后，中国的爱国青年纷纷赴日留学，滔天热情接待、联络。1905年7月，他陪同孙中山会见黄兴，“谈论极合”，一见如故。不久，再次陪同孙中山会见湖南革命志士陈天华与宋教仁。以孙、黄为核心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滔天成为第一批外籍会员。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滔天的住宅成为其最早的发行所。为了与《民报》呼应，滔天创办日文杂志《革命评论》。在第4号上以头版刊登孙中山的大幅照片，同时刊登滔天所写文章《志士的风骨》，介绍孙中山的事迹和为人；第7号上发表文章，纪念史坚如、邹容、陈天华、吴樾等烈士。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期间，曾将联络、运动日本各方的工作委托给滔天。1907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几个日本人士之间发生矛盾，孙中山于9月13日致函滔天，委托其全权办理在日本的“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以及与出资者谈判等各方面的工作。函称：“专托足下一人力任其难，如有所商酌，可直接函电弟处。”由此可见孙中山对滔天的高度信任。

　　1909年，滔天的经济愈加困难，生活陷于绝境，东京赤坂警察署的署长企图乘机收买滔天，要他提供中国革命者的情报，被滔天愤然拒绝。孙中山作书致谢。函称：“足下为他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如此，吾人自问，惭愧何如！”

　　孙中山赞其“对于吾国革命历史上，尤著有极伟大之功勋”

　　滔天和黄兴也情谊深厚。1907年，黄兴将儿子一欧寄养于滔天家。1908年7月，黄兴到东京，与滔天“天天有来往”。当时，滔天全家吃豆腐渣过日子，却设法借债让黄兴吃白米饭。1910年2月，黄兴为在中国南方发动起义，委托滔天在日本招募步兵、炮兵、工兵官佐。滔天为此运动长谷川大将，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乘机派亲信随滔天到香港考察，黄兴作诗赠滔天，表达“百万雄师直抵燕”的热切愿望。同年，滔天被日本政府列为甲号社会主义者，受到严密监视。1911年4月，孙中山听到滔天“贫而病”，从加拿大寄款慰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0月17日，滔天参加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的浪人会，主张日本“绝对中立”，反对政府乘机侵华，干涉中国内政。11月15日，滔天挪借旅费来华，准备西上汉阳，接到孙中山约见的电报后立即赶到香港，与孙中山同轮赴沪。1912年元旦，参加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

　　为了解决北伐清廷所需军费，滔天等人介绍孙中山向日本三井财阀借款，最终未能成功，孙中山不得不接受袁世凯所提出的和议。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电告滔天，称袁世凯将授予滔天以米谷输出权，滔天以渴不饮盗泉之水自励，加以拒绝。9月1日，滔天与何天炯、邓恢宇等人共同创办中日文并用的《沪上评论》，倡导发展中日友好。10月，离华回国。

　　1913年3月，孙中山访问宫崎家乡，在致词中盛赞宫崎弟兄“竭尽全力”支持中国革命的精神，祝愿两国的友谊“能如吾等之君子之交”“携手共进，和睦友善”。同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孙中山从日本匆匆回国，发动“二次革命”，滔天参与筹划。“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之间意见分歧，滔天力图化解孙、黄两派之间的矛盾。

　　1916年5月，滔天再次到上海，和钮永建等计议向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借款，发动讨袁军事。同年10月31日，黄兴逝世，滔天“痛心欲绝”“大哭特哭”。1917年4月，长沙各界公葬黄兴、蔡锷，滔天不远万里，临穴送棺。当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和萧三联名求见滔天，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4月1日，滔天到第一师范演讲，继续呼吁振兴亚洲。同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颁布讨伐段祺瑞令，命何天炯赴日，通过滔天争取财政援助。曾谋划开采广东汕头和安徽芜湖附近的铁矿和煤矿。此后的几年间，滔天及其夫人一度热衷于联络革命党人邓恢宇等，投资矿业和米业。

　　1918-1921年，滔天为《上海日日新闻》撰写大量时评，抨击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侵略扩张政策，主张日本应同各国发展相互平等的关系。他尖锐批评寺内正毅内阁援助段祺瑞、压迫南方政府的外交政策。

　　1922年12月6日，滔天因肾病和尿毒并发症逝世于日本东京，享年51岁。孙中山驰电：“惊悉滔天同志去世，谨致哀悼之意！”次年1月，孙中山领衔发起，在上海召开追悼大会，赞誉滔天为“日本之大改革家”“对于吾国革命历史上，尤著有极伟大之功勋”。

　　宫崎滔天家藏中国革命人物的书简、手迹和实物，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张继、李烈钧、章太炎、何天炯、邓恢宇、陈去病等人的，也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吴玉章等人的，属于文化、艺术系统的有鲁迅、田汉等，总数近百人，均弥足珍贵。

　　1985年6月，我访问东京，曾访问滔天旧居，蒙宫崎智雄、宫崎蕗苳夫妇热情接待，出示部分珍贵资料，并在孙中山手书的“推心置腹”四字匾额下合影，彼时情景，至今感念不忘。现在，滔天家藏的这些珍贵资料陆续全部出版，这是中日学界的大事、喜事，相信必将大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杨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