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柏琳

　　作为一个文学女记者，我居然不愿翻开《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听起来绝对是匪夷所思的事。嘿！我自己就做着文学访谈的工作，我是女性，我也写作，我到底为什么不喜欢这本书？扪心自问，之所以隐隐排斥它，是基于一种望文生义的偏见：“女性作家访谈”，原版书的名字叫《工作中的女人》（Women At Work），我一直对这种刻意强调性别作为工作身份的做法持保留态度。落到文学领域，我也倾向于认为只有好作家和坏作家之分。同时我也认为，超出某种平庸的分类范畴后，性别两分法是徒劳的。带着挑刺儿的心态，我读完了这本书，结果受到了教育，现在诚心地想更正自己的偏见。

　　2017年起，《巴黎评论》编辑部开始推出女性作家访谈特辑，目前看到的中文版，收录了十六位女作家的对话，包括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埃莱娜·费兰特、玛丽莲·罗宾逊、琼·狄迪恩、珍妮特·温特森等诸位才华与勤奋并存的女性。这肯定是一份未尽的名单，因为值得收入访谈的女作家绝不止这些人。我把之前出版的五本中文版《巴黎评论·作家访谈》里涉及女作家的部分全都重读了一遍，包括那些绝对可以收入“女性作家访谈”的名字：多丽丝·莱辛、纳丁·戈迪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苏珊·桑塔格……天哪，女性访谈早就可以自成辑录了！

　　该怎么理解成为女性作家这件事？

　　我认为读这本书的人应该同时阅读两本女性作家的传记：一本是赫赫有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自传，另一本是被誉为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史上“现代的突破”的瑞典女作家安·夏洛特·莱芙勒的传记《真理的道路》。

　　天性愉悦、享誉全球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著有八十余部小说，且大部分都叫好又叫座，但她也在自传里感慨“没有一间固定的专用写作室”，而且“没把自己看作是一名真正的作家”。阿婆还很“政治不正确”地揶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相比，20世纪的女性地位“无疑变糟了”，“我们吵着要被允许和男人一样工作……我们多么聪明地建立起‘弱势性别’的地位，现在却差不多等同于原始部落的女人，整天在地里辛勤劳作，步行几英里捡拾刺槐做柴火，头上还要顶着锅碗瓢盆等家用物品。而装饰华丽的男性身上除了保护女人的致命武器外一点累赘都没有，大可以心无旁骛地快步开路。”

　　对于阿婆来说，成为作家，要去写作，“总是有些不自然”，然而每逢她可以独处，关上房门，“就可以振笔疾书，浑然忘我地工作下去”。是否成为一个身份明确的女性作家，并非她首先考虑的事，她享受的是正在做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并不能获得两任丈夫真正的理解。管它呢，嘴上喊着要肯定男同胞的智慧，但其实她并不当回事。

　　相比之下，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瑞典女作家安·夏洛特·莱芙勒因文学天赋而自觉煎熬。当时的瑞典，公共生活属于男性，对于莱芙勒这样才华灼人的年轻女子来说，“她的女性性别是并且持续是她最大的残障，但也是最首要的挑战”。

　　可以写作，但被哥哥要求匿名，因为这样可以保护家族男性的事业体面——在那个年代，公开的女性作家被认为是一件家族的羞耻事。更让莱芙勒受伤的，是彼时瑞典社会对杰出女性施以“蓝袜子”的污名——这个流行于当时的黑话，是说一个胆敢进入男人的文学、哲学、科学领域，却不符合男性设立的价值标准的女子。“蓝袜子”是莱芙勒自我形象的阴影，她起初想挣脱它，后来明白“蓝袜子”并不羞耻，她用纯熟而真实的写作造诣转化了“蓝袜子”的污名之义——一种有些危险、不符合男性价值标准的女性知识分子，但同样应被平等对待。

　　我无意于把文章导向女权运动的方向，让我们回到“女性作家访谈”。快乐的阿加莎和压抑的莱芙勒面对的是同一个困境：该怎么理解成为女性作家这件事？

　　关心写作，且只关心写作

　　幸好《巴黎评论》编辑部选择访谈的这些女作家已经摆脱了19世纪的阴影，并且日益受到20世纪平权运动思潮的积极影响，她们鲜有匿名写作，对自己的天赋也不必躲躲藏藏。

　　尽管坚韧如磐石的格蕾丝·佩雷在访谈里承认，从前“女性为了被看见，反而要隐藏身份”，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珍妮特·温特森会直白地表示，“一方面我是一名作家，无关性别；另一方面我不仅是一名作家，还是女性，我对此非常有意识。”

　　不过这本书依然葆有它一贯的纯粹性，它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写作的女人们”，而是“写作的人”，只是这个集合里都是女性。我个人认为这个细微的差别十分重要，因为《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栏目最为人称道的品质，就在于它对艺术创造本身的执着探寻，正如外界对它的评价，“关心写作，且只关心写作”，它让作家自己来畅谈关于写作的价值和伦理，作品背后的个人经历和技艺打磨的历程，并不因为作家是女性而调转提问的方向。这就给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带来一种受尊重的感觉。

　　考虑到一个半世纪以来对女性写作的刻意忽略、异常化、错误归类、个别化等种种抑制手段，如今女作家可能最需要的，是外界“去异化”这种朴素而健康的平等意识——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样，都应该被无例外地严肃对待。

　　什么时候开始确立写作志向？文学启蒙如何开始？写作习惯是什么？写一部小说要多久？会受评论影响吗？……每一位女作家都严肃且严谨地回答这些关乎写作内部的问题：狄迪恩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写完了《奇想之年》，但“每天晚上都在修改”；温特森从小就写布道稿，直到写出《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时，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写一本最终会被出版的书，我只知道自己要跟随能量指引我的这条特定路线往下走”；费兰特认为，“故事不需要修改，但文字却需要修改”，在小说完成以前，“一切都值得推敲，可能是一个情节过渡、一个类比的词汇、一个比喻、一个对话、一个我寻找的不平庸也不怪异的形容词”……

　　写作本身即是力量

　　这本书的闪光之处，还是在旁逸斜出的地方——那些因为作家是女性，而必须面对的问题：她们和20世纪的女性主义思潮关系如何？女性作家的写作根基真的很弱吗？是否认为自己直接参与了女性写作的传统？女人想出版作品，是不是比男人更难？

　　还是绕不开性别，以上问题可以总结为一个：性别如何影响她们的写作？答案五花八门：深邃的尤瑟纳尔对女权主义没有兴趣，认为“人性的邪恶在两种性别中的分配几乎是均等的”；精灵般的帕克“在男人的嘘声中游行”；佩雷最初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直到写作让她“推开了通往自己的大门”……然而，别被这些只言片语给骗了——如果你细读这本书，包括之前《巴黎评论·作家访谈》里所有女作家的部分，你会发现一种令人动容的特质，而这几乎是所有优秀作家的共同特质——敢于从内部自我否定，从不自我设限，敢于随经验流动而随时更新观念，并把它用于写作。

　　于是我们读到，温特森“年纪越大越觉得性别不重要”；娜塔莉·萨洛特在被问到男女写作之别时，回答“你不可能找到一种写作风格，然后在上面贴上一个女性或男性标签”；戈迪默会说“我从不觉得一个作家的性别很重要，只要他们干了作家该干的事”；最让我触动的，是来自看似写作野心最大且试图打造女性写作传统的费兰特，“每一个女作家，目标不应该只是成为女作家中最好的，而应该成为所有作家中最好的，无论男女，都要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一个写作的女性，她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

　　如果生在莱芙勒的年代，这些女作家恐怕都是“蓝袜子”，因为她们写作，而且只专注写作本身，而这已经足够有力量。（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