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巍

　　汉代考古和汉代艺术，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高峰时期的遗存。这个时期保存下来的古代墓葬，也是后来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代遗存。在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的学科——中国传统金石学当中，对于汉代石刻铭文、碑版文书、地券砖瓦等类别文物的研究，也从来就是构成“金石学”主要研究对象中的 “石”之主要部分，具有相当悠久的学术史源流和十分厚重的研究根基。

1910年，谢阁兰在他北京的办公室

　　但是，西方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初，出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考古学关注的重心，主要被引向史前考古和所谓“原史考古”，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人们一般认为进入到秦汉时代之后，由于已经出现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记载，考古学所提供的实物资料的价值已经远远不能和没有文字和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相比，至多不过能起到弥补某些文献记载之不足的作用。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也还有相当的影响。

　　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发展史，我们不能不提到法国著名学者谢阁兰（曾被译为色伽兰）等人撰著的《汉代墓葬艺术》一书，这是有关早期中国汉代墓葬艺术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汉代考古所做的为数不多的田野考古调查的成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反映了谢阁兰率领的调查队于1914年对中原和四川等地的汉代考古遗存所进行调查的情况，内容涉及帝陵和各个不同等级的汉墓，对陵园、墓丘、神道石刻、石阙、祠堂、碑刻、画像以及随葬器物都有详略不同的描述，大量的黑白照片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20世纪初叶各地汉代地面文物保存的现状。此外，通过本书，我们还能读到早年海外学者对中国汉代墓葬所反映的汉代丧葬习俗、汉代艺术风格和特色的基本认识，他们以西方艺术史作为背景和参照，比较了中西方在审美观念、创作手法、功能象征等各个方面的意趣同异，其视觉和眼光也很独特。作为西方学者，当他们介入到中国汉代考古这一领域时，还能够充分地阅读和参考金石学、地方史和其他一些文献材料，注意从中去寻找考古线索，并且将地面和地下发现的文物和文献记载加以比较对照，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对中国古史文献的利用程度上还十分有限，但这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却也是难能可贵的。

　　我还特别感兴趣的是，谢阁兰等人在书中十分详细地记载和描述了四川地区汉代考古的几类重要遗存：汉阙、墓前石兽、崖墓、画像砖等。对于这些考古遗存的研究工作，目前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谢阁兰等人所从事的早期调查工作，为后世积累了初步的资料，也提供了许多研究线索。这里，我想举出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四川汉墓前的汉阙和石兽，谢阁兰注意到了这两类文物彼此之间的共存关系，还进一步观察到这些墓前的石兽或以站姿，或以坐姿呈现，认为四川地区“有三种汉代兽形石雕形式”。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考古调查发现的四川地区汉代石兽并未发现有呈站姿者，正是根据谢阁兰提供的线索，近年来四川省和渠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们才在谢阁兰考古队曾经调查过的渠县境内重新发现了可能与石阙共存的一批石人和石兽，其中的一尊石兽和谢阁兰当年用素描手法速写的“蹲坐姿态石兽”可以完全吻合，从残存形态上观察应当是一尊汉晋时期的“神兽” （带翼的狮形兽）。这种类型的汉代石兽过去见诸著录者甚鲜，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汉代石兽的种类，更为重要的是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汉代墓前的“神道石刻”究竟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现在从考古调查的实物看来，至少我们已知在被称为“神道”的墓前大道两侧，已有成双的石阙，还有成双的石兽，石兽的种类有的呈行走状，有的呈站立状，有的呈坐姿，可能代表着不同的种类，一些墓前可能出现了石人，一些墓前树立有石碑，它们彼此之间的共存关系、组合配置关系都值得加以深入研究。如果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后来南朝、唐宋帝陵前的神道石刻的源流演变关系也就可以进一步追根溯源了。

　　第二个例子，是四川汉代的崖墓。谢阁兰等人详细地记载了四川乐山、江口、绵阳等地发现的几处汉代崖墓的选址、开凿技术、装饰图案等方面的情形，并且还根据洪适《隶释》等文献的记载正确地推测出它们开凿的年代不晚于三国，多在东汉。目前关于四川汉代崖墓的起源问题，我认为还有讨论的空间。很显然，单纯地用东汉土地不足、必须因地制宜地利用山崖上的崖体来解释这种丧葬空间、墓葬形制的转换，理由是不充足的。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崖墓这种可以共用享堂祭祀、利于多人合葬的家族墓葬形制，应是受到中原地区东汉 “前堂横列式”汉墓的影响而产生。但是，如果从更为宽广的视野上考察，可能四川地区的崖墓还有一些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背景。如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两处墓门上，发现过早期的佛教造像，这应是西来的文化因素；四川崖墓内部构造中的八角形中心立柱、斗四套叠型的藻井形制，也让人联想到佛教石窟寺内的某些建筑元素。谢阁兰是西方学者中最早考察四川汉代崖墓的学者，他们留下来的这份宝贵历史记录，还会继续为这一问题的探索提供重要资料。

　　和西方同时期进入到中国 “考古”、“探险”的队伍一样，谢阁兰和他的考古队也同样经历过一场心灵的考验。如他在书中所言：“眼睁睁地看着如此珍贵的古代艺术就这样被遗弃暴露于旷野荒原，外国考古学家可能会产生将其攫取、带回西方博物馆中好好地保存的冲动念头。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我们放弃了做出这种举动的想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最具有价值的雕塑作品所依附的古迹都是不可能被完整地运走的，若要运走雕塑就需要通过切割而破坏文物本身。即便是将那些在目前的状况下正面临遗失命运的，或者注定会被散落无踪的作品碎片移走是合情合理的，也不能认为借口将文物留在原地会遭受风雨侵蚀的损坏，从而将其切割运走是正确的举动。”从这一点而言，谢阁兰显然要比在我国西域大行盗窃之道的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勒科克、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人科兹洛夫之流要值得尊敬。尽管如他所言，这些散落在地表的文物多年来在原地的确遭受到风雨侵蚀、人为破坏和盗取的多重灾难，但它们毕竟最终留在了中国，并且在今天已经得到很好的保护，没有成为西方博物馆中众多中国文物的一部分而让中国人扼腕叹息。

　　当然，毋庸讳言，在谢阁兰的这部著作中，除了尽可能忠实地记录和描述所见文物的外部形态之外，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工作并不多，而且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已经不尽合理。但是，对于了解和认识早期中国的汉代墓葬艺术研究，以及构建学术研究的历史，我认为它仍然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这也是在今天重新翻译出版这部旧作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