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浩月

　　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一日三秋》于2021年7月面世，此时距2009年3月《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已经有12年。在这12年间，刘震云有两部长篇与读者见面，分别是《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虽然这两部销量也不错，且有影视转化方面的成绩，但对于真正喜欢刘震云的读者与评论家来说，“潘金莲”也好，“儿女们”也好，可以忽略不计。

《一日三秋》 刘震云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一位作家在创作旺盛期出版的两本小说不被重视，这肯定是有原因的。这原因刘震云未必知道，或者说，他知道了未必承认。在公开场合，他依然坚持“潘金莲”和“儿女们”都好，那是因为，在写这两部作品的十来年当中，他踏上了电影与网络文化的“列车”，享受着“头等座”，下不来了。刘震云不能否定自己的作品，但同时，他也没有自夸自己的新作，在有关《一日三秋》的访谈中，他用平和甚至有些平淡的语言介绍着自己的新作品，极有可能让大量对他抱有观望心态的读者，错过这部令人一唱三叹的佳作。

　　《一日三秋》的出版，意味着刘震云亲手“抹煞”了被自己浪费掉或者说被影视与网络热潮影响的12年，回归到了自己最激动也最宁静、最喜悦也最悲伤的写作状态当中去。《一日三秋》与《一句顶一万句》接上了。有人认为《一日三秋》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姐妹篇”，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新作与前作一样，写的都是“一个人连着另外一个人，一件事连着另外一件事”的故事。也有人觉得《一日三秋》写得不如《一句顶一万句》好，这么说也成立，但《一日三秋》放在今年看，是一顶一的好，是不得不看、不容错过的好。今年的好，与12年前的好，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但能有人在当下还如此写小说，总是让人欣慰。

　　“现实魔幻主义”这顶帽子，不知道是谁给《一日三秋》戴上的，因为有了花儿娘、《白蛇传》、可以附身于照片的女子樱桃，小说就“魔幻”了？这恐怕是对“现实魔幻主义”的一个误解。比起这个“主义”的帽子，刘震云更接近于使用了一种技法，或者说动用了一种“工具”，给那些他不便直接讲述的道理，套上了一层无可挑剔的安全“外衣”。对作品进行一些技术处理，对于他这样的作家来说，太轻车熟路了，乃至于很容易会“欺骗”到一些读者，被“主义”的帽子唬住。

　　刘震云想在《一日三秋》中写一些悲凉的情绪，写一种汗出如浆的不安，写一份冰凉入骨的恐惧……这也是《一日三秋》区别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地方，《一句顶一万句》写了啥？现在想来，不过只是写了孤独，那份孤独固然旷远深邃，但比起《一日三秋》里多层次的表达，还是显得要简单一点。这12年来，刘震云更老练了。这12年来，刘震云也更悲伤了。就像他在书里反复写到的《白蛇传》台词那样，“奈何，奈何”“咋办，咋办”。

　　这样的喟叹，拉近了时间，压缩了空间。从结构上看，《一日三秋》容易让人想到贾樟柯导演的《山河故人》，《山河故人》用三段式、跨越26年的手法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而《一日三秋》主要篇幅虽然也集中于三代人身上，但时间跨度却长达3000年。按此时间跨度算，陈长杰、李延生、樱桃、陈明亮等人均不是主角，那位在3000年时间里不断出入延津人梦境当中的花二娘才是主角，花二娘等不来心上人化身“望郎山”，却不知心上人曾来找过她却与她错过，她的怨愤成了一份遗产、一种诅咒，让多少被她支配的延津人，在现实生活里，也活出了诸多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千转百回。

　　在自序中，刘震云写到这本书的缘起，谈到六叔的一生以及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画，随着六叔的去世，他的画作也随之被付之一炬，但多少年来依稀记忆在脑海里的画面，使得他有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想法——《一日三秋》的现实出发点由此展开，先后进入戏剧、传说、历史与想象的画廊，继而又跌落回现实的土壤之上，这一过程体现了作家对亲人、故土既远又近的站位，融合了曾经激烈如今无比平静的心态，使得这本书超越了故乡写作的限制，多了一番额外的思考与审视。

　　放弃了对影视化的惦念，《一日三秋》让那个熟悉的刘震云又重新回到了读者的视野当中，新作有重复，但突破的地方更值得关注与欣赏，我私下里有一个判断好小说的标准，就是看完一部小说之后，是否会乏累无力瘫倒在沙发里，那是因为，书里的人物真正牵扯到了读者的思想与情感。我读完《一日三秋》之后，心潮起伏，久久无语，这是一部好小说应该带来的冲击力。（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