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丛治辰

　　阿来给他的新散文集取名“以文记流年”。将文章视为记录流年的手段，表明阿来无意将这些文章作成精致而孤寒的艺术品，而致力于写出岁月轮转里的作者本人。作为艺术品的文章当然是好的，它们有章法，有韵致，就像摆在古董架上的精美瓷器；相比之下，记录流年的文章更像旅人的饭甑，饭甑也可以精美，但重点更在于其质感，在于上面那一层旅尘斑驳。就像阿来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我们完全可以忽略其中的匠心架构，却总能从中看到一个人，在他的生命旅程里缓慢地走着，张望着，感觉着，思考着。这样的身影，是作为艺术品的文章里没有的。

　　《以文记流年》 阿来著 作家出版社

　　阿来的确热爱旅行，但他的旅行有异于常人之处。他反复表明，旅行时带一本书是他的习惯：去拉丁美洲时，他就精心挑选了聂鲁达的《诗歌总集》，诗人基于那片大地的歌唱伴随了他整个行程（《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这一旅行习惯让人想起很早之前，那时人们还普遍不愿意或不可能离开家乡，只有少数人或被动或主动地风雨兼程。他们到远方去可并非只为拍几张照片，尝几种美食。那时旅行不是消费和娱乐，而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刻骨铭心的部分。在这种生命体验中，山河岁月铭刻进旅人的精神结构，旅人的目光又反过来映照着山河岁月。正如阿来在《回首锦城一茫茫》一文中所写的杜甫之于成都和四川。

　　据阿来所写，身在蜀地的杜甫几乎无事不可成诗。流离中固然写尽颠沛之苦，一旦安定下来要建一座草堂，则选址、栽树，乃至于讨来一只大瓷碗，都可以是歌咏的对象。一千年后，我们将这些歌咏视为“诗史”，但对杜甫来说，他并非刻意写史，而只是严肃而深情地生活。阿来同样如此，他的严肃和深情，可不仅是在旅途中。《以文记流年》里，阿来谈山，谈酒，谈桂花，谈故人，无不怀着旅人的好奇，好像生活里每一事每一物，都足以构成一场冒险。在这些日常的冒险里，阿来同样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旁征博引、深思熟虑，更重要的，是深情款款。阿来所谈，在旁人笔下往往沦为玩物；在阿来这里，却绝不可能老老实实待在古董架上。它们是行动着的，面对阿来，它们争相有所诉说。

　　如此便能理解，阿来何以那么倾慕杜甫。那显然不仅因为两人都长久客居成都，更因他们共享着一种传统，一种中国文人的传统。选择使用“文人”这个词，而非“知识分子”，是因为如今后者似乎更指向一种专业细分之后的社会功能。而“文人”则意味着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构成，意味着某一渺小个体在面对浩瀚世界时，始终将求知、思索与审美作为本能，并由己及人，进而推向无限广阔。就像阿来对水杉的关注：钟情草木，似乎本就该是文人趣味，但面对水杉，阿来何尝只看到了自然风物？他思考的是现代以来中国自己的话语方式是如何被外来命名系统压抑，而又逐渐找到发声方式的大命题（《水杉，一种树的故事》）。在李庄演讲时，阿来还提到一位抗战时期在此地“史语所”学习过的年轻人，因为研究做得不够好，就去金川当了县长，几任县长都不敢管的一个劣绅，他一上任就给毙了，自己当然也就因此而死（《士与绅的最后遭逢——谈谈李庄》）。

　　这两个例子，一寻常，一壮烈，恰能说明所谓“文人”以其特殊的生活方式铸就了怎样的精神结构，在不同时势下又有着怎样坚韧和雄奇的力量。

　　由此再读这本文集的前两篇——关于《云中记》的创作谈，或许会有更深的理解。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十年间，阿来没有就此写过一个字。十年里，他读书、旅行、应酬、喝酒，却又始终未曾离开汶川。这位当代“文人”以其严肃与深情，时刻背负着那段难忘的家国记忆。若非如此，阿来何必要等十年后才来写那场灾难呢？（丛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