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刚

　　在时下流行的批评家跨界写作的风潮中，一向“述而不作”的陈福民竟也写起了专栏文章。在这部厚重的历史散文集《北纬四十度》里，他告别了自己“混迹”了数十载的文学批评主业，转而一头扎进边疆史地的研读与写作之中。

　　他执拗地选择一个人在天高地远之处游走，在地理寻访、历史研究和文学写作的边界处探索，在“北纬四十度”这个独特的地理坐标下，思考漫长历史中的重大问题。这部沉甸甸的“跨界”之作，更像是作者为自己的青春之梦和文学之梦交上的一份答卷，而其间涉及的关于历史阅读的诸多启示，也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

　　《北纬四十度》一书围绕相关人物集中表现和探究了民族交融等方面的历史关切。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不同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正是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得以凝聚和塑造的重要基础。由此来看，作为其前沿阵地——“北纬四十度”地理带——就显得极为重要了。这首先当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定居民族的大致分界线，它圈定了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不同族群以及伴随而来的截然相异的生活方式，也当然意味着文明之间的区隔、竞争和融合。然而，这个“北纬四十度”的概念，又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作为相对稳定的地理坐标，它注定要面对不同历史时空的人与事。因此，这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就像《北纬四十度》所呈现的，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一直到明英宗的“土木之变”，如果说北纬四十度地理带是一道稳定的纬线，那么千百年来朝代更迭中的漫长历史则是更加分明的经线。全书正是以此为坐标，通过这个跨界性的文化概念，呈现和展开了一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

　　对于作者来说，这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显然包含着他的写作野心：通过写作打开一道被遮蔽的历史面相，从而在不同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呈现自己的历史观。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也希望通过这次写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得应有的光荣与尊重。然而，这一切该如何达成呢？答案恐怕还得在所谓的“文学性”中去寻找。如我们所看到的，本书虽然是以历史的名义展开，但它绝非枯燥乏味的历史资料。就像作者所说的，“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希望将语言的生动、笔法的细腻、适当的人物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之严谨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调整历史故事的讲述，重新塑造历史人物”。因此，以人物事件为中心，将历史形象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以文学的方式为历史赋形，正是《北纬四十度》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得以从中看到在沛县家乡的狂欢宴会上高唱《大风歌》的刘邦，在唐玄宗面前浮夸做作的安禄山，许许多多历史人物活灵活现地从故纸堆里走出。

　　用小说思维看历史

　　纵观《北纬四十度》，除了压卷之作《遥想右北平》聚焦右北平这个“伟大的地名”，以略显散漫的“思古之幽情”，抒发着历史探寻者的笔迹与心迹，甚至也囊括了作者个人化的关乎故乡、关乎精神乐土的玄思与慨叹，全书从《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里的赵武灵王，到《“土木之变”及皇帝和他的王先生》里的朱祁镇，都是以近乎小说化的形象思维方式来组织和讲述历史故事的。在此，每一篇的主角都堪称血肉丰满的小说主人公。围绕他们的情感与遭际、思想和行动所构成的或非凡或落魄、或伟大或荒唐的一生，以及贯穿其间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都清晰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甚至，并不仅仅是以文学的方式为历史赋形，或者说将枯燥的历史当作生动有趣的故事讲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具体的过程之中，读者有机会随着作者的目光一同探寻历史，在作者的指引下“阅读”历史。因而从这一点来看，《北纬四十度》所涉及的几种关于历史的“读法”，其实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首先，是历史的“细读”。即意在揭示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而成就一种知识的乐趣和发现的快意，这也几乎是每一位读史者的隐秘欲望。尤其是对于人文社科研究者来说，于历史之中发现独特的细节，几乎是出于一种研究的本能。因为最吸引人的，永远是历史的细节。这样的“读法”贯穿在《北纬四十度》的全篇之中。

　　捕捉故事本身的“有趣”

　　其次，体现的是历史的“趣读”。《北纬四十度》其实也竭力去发现历史“阅读”的好玩之处。这种“可读性”既表现在语言的风趣和幽默中，也体现在作者竭力捕捉的故事本身的“有趣”。

　　作者竭力将普通读者“熟悉而又陌生”的历史故事以通俗化的口语形式讲出来，在还原历史真相，配以深入理性的历史分析的同时，也不忘插科打诨，幽默一把。效果确实不错，有时候寥寥数语便能捕捉到事件本身的微妙“笑点”，让人物的形貌跃然纸上，这便让枯燥的历史变得生动有趣起来。比如朝贡体系的令人尴尬之处，就颇有些让人忍俊不禁。如《“土木之变”及皇帝和他的王先生》中所记述的，也先继位瓦剌太师后的十年时间里，他把这出“朝贡”正剧导演成了一出步步惊心的黑色幽默剧，让明英宗和他的帝国吃尽了苦头。

　　再次，还涉及某种形式的“反读”。即借助对于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来澄清一个流行的谬误，以便读出几分“反其道而行”的意味来。这里最典型的莫过于《失败者之歌》里对飞将军李广的成与败的实在描述，从而对他在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作另一面向的补充呈现。李广作为一代名将享有巨大声誉，司马迁的《史记》当推首功。败军之将被万人敬仰和膜拜，尤其是汉文帝一句“子不遇时”的评价，成为历代文人在谈论李广时最爱引用的“金句”，或者说也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华丽修辞。于是乎，“怀才不遇，蹉跎终生，正义在我，错在对方”，失败者反而在人格上获得了胜利。而历史上真实的李广却并非如此。如《失败者之歌》所揭示的，李广在与匈奴的对垒中屡吃败仗，不是全军覆没就是迷路贻误战机，所以一辈子难立战功。也正是这位败军之将，在个人品质上也存在问题。比如他在大敌当前之时恃宠生骄，以权谋私，报复性地杀掉了坚持原则的霸陵尉；与此同时，他贪功心切，毫无常识地私自接受梁王授予的将军印，为自己带来不小的麻烦。由此看来，经过司马迁妙笔生花，人们记住了李广智勇双全、纵马驰归的雄姿，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可能也是一个心胸狭窄、枉杀无辜，但求名利且毫无生活常识之人。因而，这种“反读”其实是力图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李广，这无疑有着揭示真相、澄清谬误的重要功效。

　　“审读”者的识见与态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还涉及一种“审读”法，即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现代知识人以审视的目光面对历史的一种反思性的阅读方式。这也是以今天的问题意识来切入历史，彰显出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与情怀的一种“读法”。多年以前，谢有顺在一篇题为《不读“文化大散文”的理由》的文章中指出：“历史文化散文的困境，不在于作家们缺乏历史知识，而在于他们缺乏史识，缺乏深邃的精神识见。”陈福民的这部《北纬四十度》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事实上，后者正是带着人文研究者的知识视野和现代知识人的精神烛照，来切入和观照历史的，这就势必要彰显出作为现代知识主体对于历史的分析、理解和评价。而阅读整部《北纬四十度》，我们也可看到，作者并不惮于将自己清晰的叙事声音和鲜明的历史态度表达出来。这种声音和态度不止贯穿在文章的字里行间，甚至在每一章的结尾，作者都会有意无意地设置一个类似于“太史公曰”的评价性段落。

　　这里不止有深入透彻的历史分析，更有着审慎客观的历史评价，亦不乏态度鲜明的礼赞与批判。比如文章开篇就高度肯定了“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之于移风易俗和改造中国的重要贡献，而《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里迁都洛阳的北魏孝文帝，也堪称锐意进取、文化交融的典范。在作者看来，从赵武灵王的“胡服”到北魏孝文帝的“汉服”，这中间的曲曲折折，分明流动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明理解与高贵追求。

　　当然，对于其他一些人物，《北纬四十度》中也不乏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之辞，以此表达历史“审读”者的愤怒之情。比如对于晋惠帝以及腐朽的西晋王朝，作者将之斥为“人渣们沆瀣一气彼此吹嘘引荐抢肥缺，把国家天下当成了谋取私利的乌烟瘴气大市场”。而对于草菅人命、罔顾是非大开杀戒的朱祁镇，作者则直言他“太像一个会点三脚猫功夫又品行低劣的街头混混，为个人私怨睚眦必报快意恩仇并且心狠手辣”。这些都是历史“审读”者所显示的现代知识覆盖下文明的识见与态度，于《北纬四十度》而言，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