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颐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文物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于1944年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常先生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国家文物局顾问数十年，把一生奉献给了他热爱的敦煌保护事业。

　　常先生病逝于1994年，《愿为敦煌燃此生》是集结常先生的重要文稿、回忆录等编撰而成的自传，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常书鸿之女常沙娜分别作序。

　　说起常书鸿与敦煌的渊源，可谓尚未谋面，心向往之。常书鸿1927年留学法国，就读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在1933至1935年间，师从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劳伦斯教授，在油画艺术上接受过专业的西洋美术教育。193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常书鸿漫步塞纳河畔，闲逛旧书摊，就像命中注定，他遇到了《敦煌石窟图录》。那是他当时陌生的东西，翻开来，里面是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和塑像图片300余幅，目录序言说明这些图片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是从4世纪到14世纪前后1000年中的创作。这些壁画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生动奔放的人物，让常书鸿非常惊讶。随后几天，常书鸿流连博物馆，寻找伯希和当年从敦煌带来的一些文物，他越看越惊心，也越看越痛心，中国曾经有那么光辉灿烂的绘画艺术，而他作为一个绘画和染织专业的艺术家，竟然毫无所知，这些文物如今流落异邦，它们的故乡——敦煌，是怎样的呢？

　　带着这样的思绪，1936年，常书鸿把妻子陈芝秀和女儿沙娜留在巴黎，只身返国。在北平艺专执教期间，常书鸿目睹政府的腐朽统治，遭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如此艰难之秋，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工作怎样开展？听闻教育部有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计划，常书鸿为之心动，接受此项重任，决意开启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从此以后，五十年，常书鸿的人生与敦煌牢牢地绑在了一起。阅读这部传记，烽烟漫漫，沙尘滚滚，多少往事，仿佛也涌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是动荡的五十年，个人的遭际深深地嵌在时代的命运里，常书鸿不是冲锋陷阵的将军，但是，在敦煌，他何尝不是在战斗呢？

　　这是敦煌，荒凉偏僻、人烟渺茫的西部边陲。对于一个小时候生活在西湖边上，长大后浪迹巴黎的艺术家来说，首先必须经历一场洗髓换骨的自我改造。原来，所谓的“甜水井”，掺杂着牲畜长年累月连吃带拉的结果，又苦又臭，可是，从安西到敦煌120公里的戈壁滩上，这唯一的一口井，就是行路人救命的甘泉啊。这是敦煌，被抢劫、被蹂躏、几乎被废弃的敦煌，自然退化，条件艰苦，作为一个没有粮草、没有装备的“光杆儿司令”，常书鸿要怎么招募人马、建设营地，拉起一支队伍呢？又要怎么与油滑的当地官员、与不知文物保护有何意义的牧民们打交道呢？

　　这些故事字字泣血，却见苦中作乐。常书鸿终于找到了克服气候的合适的筑墙方法，当那道2米高、2000来米长的土夯墙终于屹立在莫高窟前，我想，在此刻，我们多少能领悟常书鸿的心情，就算不会热泪盈眶，也会心旌摇荡。敦煌的生活太难了，不仅在于文物修补、临摹，爬上爬下的劳累，更大的困难是远离社会的孤独和寂寞，与亲人音讯不通，一旦生病，那种孤寂的心情很容易放大，害怕来不及送医就会客死他乡，职工们来了，走了，待不住，人同此心啊。常书鸿遭受的最大打击，是妻子的出走，她走了，甘愿丢弃家庭。

　　这是真实的状况和心情，这是真实的敦煌人的悲欣哀乐。我想起《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想起樊锦诗的“简单相信，傻傻坚持”。这位江南闺秀最初同样没有预料到竟然会在敦煌一辈子，她对爱人老彭为她所做的牺牲，对两个孩子因为读书被迫与父母分离而导致的亲情隔阂深感愧疚。她哭过、怨过，厌过、闹过，离开过敦煌，后来仍然回到敦煌，因为现实的经济的窘困，也因为敦煌早就在她身上烙印，此生此世，她就是敦煌人。阅读《敦煌：众人受到召唤》，我们会更明晰，所有的敦煌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维摩居士大乘经》有言：“欲得净土，当净其身。”敦煌召唤他们前去，敦煌为他们敞开门扉，敦煌也欲索取代价，要他们以身为祭。常沙娜中断了学业，回到敦煌，帮助父亲担负起母亲走后照顾家庭的责任，从此，常沙娜也成为了敦煌的一员，坚守在戈壁滩上。

　　这本传记是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人一生奋斗的记录，也可看作中国当代个人生活史的一项见证。

　　常书鸿出生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亲身经历辛亥革命、西学东渐、卢沟桥事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十年“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时刻，就算寄寓敦煌，时代的风声仍然激荡他的胸怀。在常书鸿的回忆里，记述了童年时老宅的梧桐树、荷花池、小虾和大蜈蚣，充满了温情和幻想；好几篇文稿是在巴黎期间的论文与随笔，阐述了他对印象派、对现代艺术的看法，可见他在西洋油画上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基础；在兵荒马乱、险峰恶浪的环境里，他小心翼翼地生存、生活，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感到愤慨，救国无方，不满自己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身份；当他被小将们压在沙丘上，面对为之奉献的莫高窟，自诉罪状，他困惑、迷茫，近乎绝望；当他接待周总理来视察，亲聆总理的赞誉和教诲，他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当他作为代表团领导，与印度、缅甸、日本就敦煌文化进行交流，他是多么自豪，他为这颗璀璨明珠的耀眼光华，为敦煌几代人的努力工作，深感安慰。这些回忆，字字句句，都带着时代的鲜明特征，在今天，我们读起来，可能会觉得“过时”，可是，这就是我们的父辈、祖辈一路走来留下的痕迹，是溶进他们的骨血里的生命的每一个分子。

　　愿为敦煌燃此生，倾尽一生守敦煌。这就是常书鸿，与敦煌说不尽的故事。（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