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熟的人》：生命的韧性

　　关于《晚熟的人》，廖文娟、顾萌萌、曾笏煊、张诗瑶、任赟、杨淑芬6人正在讨论中

　　@廖文娟：探索写作的原初动力

　　莫言在这部集子里一直在“处理”他的获奖问题，并思考写作的价值、动力，如何看待写作以及与写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这本小说集中不少作品都写到了写作所带来的巨大能量。《晚熟的人》表达对蒋二的“晚熟”理论和社会上投机经济的讥讽以及对获奖所带来的“名利泡沫”的自省。莫言也从记忆深处中打捞起童年里对写作威力的初体验：在《诗人金希普》和《表弟宁赛叶》里，一个是披着“诗人”面皮的骗子，一个是以“文学”做幌子的混混，写出了文学作为自我标签的包装作用，而他们打着文学的旗号所做的种种事情暴露出人性中的丑恶部分。

　　其次，小说叙事人身份发生了细微改变。在《晚熟的人》中，“叙事人莫言”不再以儿童或少年的身份出现，而是与现实莫言的高度重合，如《左镰》中“在这篇歇笔数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我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其二，在《晚熟的人》中被客体化的还有写作这一行为本身，主要表现为作品中对写作过程的暴露。一方面是小说集最后附上的作品创作年表，另一方面是作品文本结构本身的断裂，不少作品都有一个“2017年的续”，如《等待摩西》中“现在是2017年8月1日，我……找出2012年5月写于陕西户县的这篇一直没有发表的小说”。

　　@顾萌萌：反差叙事风格与“晚熟”的人

　　关于“晚熟的人”的含义，我认为有两个：一是不断创新，超越自己；二是认清周围的环境现状，摆正自己的位置，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但在小说中，出现了另一类“晚熟”之人，他们大都借势发力，看似强大、成熟，实则很虚。蒋二非法用地，他的擂台和展览馆要被政府拆掉了，他急忙打电话向莫言求助，莫言回道：“继续晚熟吧。”晚来的发育也不一定就是成熟的。十二篇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有“晚熟”的迹象：招摇撞骗的诗人金希普，泼辣无赖、巧舌如簧的覃桂英……他们大多年少历事，或被卷入历史大潮，或平庸平常，但随时代的发展变化，他们都开始“晚熟”了。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浪潮中，这些人看似走向了成熟，实则幼稚、荒唐、极端。

　　此外，小说中充满了反差对比，比如《等待摩西》中，柳卫东一开始对爷爷柳彼得和自己的名字恨之入骨，在“文革”时期批斗自己的爷爷，改革开放后，他投机从商失败，远走他乡，最终落魄回到家，却坚定地信仰起了“摩西”这个名字。很多反差之下形成一种悖论，呈现出现实与理想落差之下，作者的一种精神失落。小说看似非虚构作品，却又带有一些虚构色彩。也许作者正是为了形成这样的“反差风格”，在非虚构的故事中，添加了虚构的内容，使小说更加饱满。

　　@曾笏煊：文学传统的延续

　　《晚熟的人》中作为知识分子的莫言，在小说的那场“表演”中也扮演着“帮闲”和“从犯”的角色。我觉得小说中的擂台可以被视作一个重要的空间，是暴露罪恶、裁决刑罚的审判场所，小说中应被审判的不是台上被指有罪的人，不是“他者”，而是观众席中的蒋二和“看客”，是群体性的“我们”，当然，“我”作为“共犯”同样难辞其咎。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来看，我觉得上述诸多细节都与鲁迅式的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目光以及“我也吃了人”“我也有罪”的愧悔意识暗合。莫言试图指出，有时迫于压力，人会说谎、妥协，但即便为势所迫，也不能失却做人最基本的底线，否则即便逃脱了外在、世俗的惩处，也无法洗净自己的罪恶，无法逃脱精神层面真正的“罪与罚”。我认为，这种“罪”的意识和对有良知的“人”的呼唤实际上通向的是“现代个体”的发现，曹禺《原野》中的仇虎亦是如此。相较于鲁迅和曹禺而言，莫言在小说集中的思考没有那么深沉、痛苦，但他也反思了个体在集体性事件中的历史责任问题，正如阿伦特所说的，要反抗“平庸之恶”。

　　@张诗瑶：一幅素描，落笔轻盈

　　如果说《红高粱》是一幅油画，那么《晚熟的人》更像是素描，落笔轻盈，这部作品继承了以往作品关注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左镰》里写田奎被他爹砍掉了右手，追溯原因是刘老三的儿子喜子被欺负，来“我”家质问，“我”说是田奎领的头，行文直接跳到“很多年以后”，其实这里略去了很大一部分，想来应该是“刘老三怒气冲冲地跑到田奎家质问，田奎父亲和“我”父亲是一样的反应，生气至极砍掉了他扔泥巴的手，留下了惯用的左手。按照以前莫言的书写，这段应该是大加渲染，如果类比《檀香刑》就应该是施刑者父亲的愤怒与不忍，是受刑者田奎的委屈与痛苦，观刑者刘老三的快慰与冷漠。小说集还呈现飞速变换时代里全新的社会问题，可通常省略浓墨重彩的铺陈，叙述中都有一种话到嘴边留七分的含蓄克制。从此也能看出莫言贴近时代且关注新生事物的努力，不断地调整角度，借外物观照内心，借内心观照外物。

　　@任赟：“离去—归来—再离去”

　　我在莫言的书写中看到了一种乡村地区对于现代性的迷恋和崇拜，而这种迷恋和崇拜以对现代科技的迷信为重。如《红唇绿嘴》当中，所谓的高参覃桂英以“微信营销号式”的形象出现，还能够在乡下的文化空间当中获得极高的话语权。而以网络科技为代表的链接，看似消弭了城乡之间的差异，但是事实上，这种对于网络话语的盲目崇拜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随着网络科技的普及，信息流动的壁垒打破，城乡之间的信息来源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的平等和同质性。对于长久以来一直滞后于城市的乡村而言，网络带给他们一种站在时代潮头的错觉。通俗文化即便能够占领部分空间，如果想要真正进入主流话语空间，还是需要一些外力的确认，比如官方权威的盖章，又或者文化精英的关注。显然，“我”这样的文化精英是不欣赏所谓的“高参”的。

　　莫言文本中略带夸张的对互联网的盲目崇信和依赖其实体现了乡村民众的一种从边缘进入中心的渴望。作家采用知识分子还乡视角，看到了与记忆中的故乡所不同的荒诞和现实。知识分子还乡之后的不适应感自然是存在的，否则，也不会“离去—归来—再离去”。

　　@杨淑芬：命运中的韧性

　　我认为《晚熟的人》与鲁迅小说，无论是小说的知识分子还乡的视角，还是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些相似之处。

　　鲁迅笔下的故乡是与封建传统的陋习、非现代的愚昧联系在一起的，故乡呈现出麻木的国民劣根性，充斥着一种现实主义色彩的悲剧意味。同时，鲁迅建构了一个与现实故乡相对立的理想故乡，存在于鲁迅回忆中的理想故乡民风质朴、融洽协调，与现实中的破败与闭塞形成鲜明的对比。因而，当“我”这一个积极而奋进的知识分子返回故乡，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启蒙者的孤独与悲哀。而在莫言的笔下，无论是回忆中的故乡，还是现实中的故乡，都充满着暴力、冤屈、伤痕和悲剧。与以往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乡书写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莫言以沉着、冷静、理性的笔触叙述了他的返乡经历，描绘了现代化社会裹挟下各色各样的小人物，也呈现出他鲜明的道德立场。与鲁迅笔下人物的悲悯与绝望不同，《晚熟的人》中的人物都呈现出一种生命的韧性，在厄运的折磨中有韧性的挣扎。如《左镰》中的田奎在被“诬陷”的暴力惩罚中失去了右手，但他变得什么也不怕，只愿讨得一个有过两段婚姻的女子安安分分地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