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亚萌

　　刻石书法是中国书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不言而喻。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也是书法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为唐代书法的鼎盛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自魏晋以降，以“二王”为代表的帖学传统始终占据书法风格史的主流，而刻石书法长期难以进入经典的行列。清代碑学兴起以后，刻石书法逐渐受到重视，于是，随着书法形式在当代中国视觉艺术领域中的独立发展和地位提升，对刻石书法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理应进一步加强。

孔羡碑（明拓本）　沈树镛旧藏

　　正是基于此，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结合传统“品”的话语评论方式，力图重新发现和挖掘古代刻石书法的艺术美，策划了“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继2020年系列展之一“汉隶十二品新探”之后，11月1日至6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中国国家画院沈鹏艺术基金承办，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碑刻研究委员会协办的系列展之二“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书法三十品新探”，更是对古代刻石书法艺术遗产的又一次专题性的集中研究和展示。

　　本次展览结合古人的评述和当代审美需要，甄选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书法中的《上尊号》《受禅表》《孔羡碑》《谷朗碑》《禅国山碑》《天发神谶碑》《华芳墓志》《广武将军碑》《爨宝子碑》《好大王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爨龙颜碑》等30通碑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品均精选自北京文物交流中心及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碑刻研究委员会等专业收藏机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字发展非常活跃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代，书法呈现出非常丰富的面貌，且通过这些刻石流传下来。为此，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副所长蔡大礼认为，这一宝贵资源是每个研究书法和学习书法的人必须要认真对待的，此次展览把这个时代优秀的刻石作品进行一个筛选，选出最有代表性的30通，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入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主任李晨介绍，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的库存中有一定数量的碑帖文物，其中不乏善本。这些碑帖的汇聚离不开包括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的辛勤耕耘。这些由几代人经过长期的积淀保存下来的文物资源，目前正在逐步开发、合理利用，以更好服务于社会公益工作。

　　展览以“鉴碑”为主线，延展出“理论”和“创作”两个部分，分别采用特邀和征稿的方式，收到研究文章35篇以及书法创作作品64件。其中“理论”部分围绕拓本考证、鉴藏题跋、技法与样式特征等方面进行探讨，提倡多元方法论和跨学科研究，尤其鼓励对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的书体演变、书学思想、作品个案研究及其在当下的发展境遇和审美趋势进行学理性分析；“创作”部分则要求作者基于“三十品”的某一品为母体进行书法创作。

　　“此次展览力图从基础角度建立书法在现代认知上的一个体系，当代书法艺术在审美意蕴统摄下，经历了对传统技法和观念的重新审读，在创作意识和成果上的巨大进步，使我们的创作已经不是单纯地对‘碑学’‘帖学’的取用，也意味着书法艺术的审美目光在逻辑上将有可能进一步的走向泛视觉文化领域。而中国古代诗论所总结出的美学标准完全可移用于书法艺术品评，并为书法创作提供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美学架构。 ”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所长魏广君认为，这将彻底打破传统书法理论以“帖学”和“碑学”两截划分的研究模式，以及基于此所划分的断裂式的当下理论研究模式，为日后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全景式的历史与当代视野。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表示，此次展览规模大、效果好，有学术价值，并采取了很多当代的展览展示方式，使得展览气势恢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同时，展览对中国书法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对刻石本身的研究，也进入了当代层面的艺术实践和创作当中。再者，这种刻石原拓的展出，对其研究成果的展示的同时，展出本身也延伸了它的精神内涵。“中国传统的品评方式是一种探讨、一种交流，最终对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达成理解，寻找到普遍规律，对于这些碑碣的品评鉴赏正是如此。清代碑学的发展，使书法一扫柔靡之气，极大拓展了书法的风格形式，到今天这种动力还在延续。”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徐涟认为，未来书法艺术的发展也要扩大眼界、开放心胸，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从其他艺术中获得启发，不断突破边界，从而界定属于书法艺术的边界。（张亚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