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婧

　　《不讨好的勇气》年末开播，董润年导演以“不讨好”的姿态继续构建“众和集团”宇宙。该剧集合了“脱口秀”“吐槽”“职场霸凌”等热搜关键词，凭借“打工人嘴替”的“董”式标签迅速成为都市剧黑马。

　　开篇因校园霸凌而引发的广播站吐槽事件成为了秀雅的命运转折点，其被学校和家庭硬生生地规训成了“讨好型人格”。剧集通过秀雅的个体故事勾连起复杂多元的社会议题，借助“职场”来观察和剖析普遍的现实问题，围绕如何有效职场社交、如何打破讨好型人格、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等人物困境，对职场人的个性自由、内卷现象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喜剧的外壳下，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的现实主义立场和人文关怀。尽管该剧最终迎来了高开低走的结局，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讨好的勇气》或许终难成为市场大热剧，却在选材、立意、叙事等方面做出了实验性的创新。

　　用旁白和脱口秀为职场人发声

　　董润年导演巧妙地将旁白和脱口秀元素融入主线剧情中，在单集内形成了叙事的三重奏，不仅增加了剧情的丰富性，也为观众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空间，其中最为独特的是旁白的使用。

　　剧中的旁白并不是为了补充叙事而存在，而是如同一个全知的叙述视角主动地制造间离效果，打破常规叙事逻辑，带着观众从剧情中跳脱出来审视故事的发展。它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解构大众议题，带着戏谑调侃的语气引领观众参与对社会议题的讨论之中。故事开篇，旁白主导着观众对吴秀雅这个典型的“职场小透明”进行审视观察，随着情节的发展，吴秀雅逐渐找回了自己的主动性，旁白的比例也逐渐减少。旁白仿佛显微镜，既放大了吴秀雅的口是心非，又无形中增加了主人公的压力。同时，旁白以一种诙谐的语态向观众科普了职场知识，揭示职场和情感生活中的细节，大到大厂的部门结构、国内脱口秀发展史，小到翘二郎腿的危害、失眠的成因等，并引申探讨由此引发的都市症候，深挖大众共鸣，用更贴近生活况味的呈现完成了创新，也让剧集变成了观众的“互联网嘴替”。

　　在情节结构上，由于旁白的跳入跳出，《不讨好的勇气》每一集都以“总分总”的结构让叙事在虚幻和现实之间轻松变化。故事的叙事线索以线性的时间结构为基础，又在单集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物视角，形成了多声部的复调叙事。这种叙事方式丰富了故事的层次，使观众能够从不同角色的立场反复审视同一话题，最终得以完成对现实的反思。

　　也正因这种复调叙事，让《不讨好的勇气》中的人物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之分，而是通过对职场众生相的微妙塑造，为观众展开了一个立体、多层次的职场全景。

　　叙事动力不足造成情节悬浮

　　然而情节走向的不连贯影响了观众对剧集的整体评价。随着情节的深入发展，文本的大胆创新呈现出了利害两面。后半段剧情被不少网友批评悬浮、不接地气，未能延续《年会不能停！》中理想主义者反抗世俗的强大生命力。

　　困扰着吴秀雅的职场遭遇是剧中最精彩的桥段，而职场叙事随着吴秀雅的离职戛然而止，剧中的吴秀雅失去了吐槽的源泉，剧情也失去了推进的动力。当人物的对立面消失后，人物面临的具体矛盾就泛化成经济压力、多角情感关系、原生家庭等都市剧常见的困境。另一方面，被动型人物向来是剧作中极其难处理的人物类型，而本剧则试图将吴秀雅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作为人物成长的路径，其难度可想而知。也正是因为要强化“不讨好的勇气”这一主题，主人公们必须拿出超常的勇气，倔强地与全世界和解，在和解的道路上，夹杂了玛丽苏、白莲花等情节套路，人物难免走向悬浮。再者，剧中涉及了脱口秀行业、职场文化、女性成长等多种元素，但在人物行动力减弱后，这种“雨露均沾式”的杂糅客观上降低了冲突的烈度，使得剧情难以聚焦，难以维持观众的兴趣。

　　剧中女主人公吴秀雅虽然鼓起“勇气”试图成长，但她的命运走向和人物发展缺乏真正的独立性。“不讨好”这种观众喜闻乐见的角色设定恰恰限制了剧集对女性成长议题的深入探讨。“脱口秀”是一种冒犯的艺术，但冒犯本质上源于反思。吴秀雅把“冒犯”作为“不讨好”的铠甲，却没有把“反思”作为武器。吴秀雅把脱口秀作为不讨好这个世界的勇气，却没有拒绝超市大妈、拒绝爹味金融大佬、拒绝前男友倾囊相助的底气。没有底气的勇气支撑起的只有现实中的堂吉诃德。这样的吴秀雅不能满足同样向往自由的观众的期待。

　　《不讨好的勇气》虽有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剧以“不讨好”的态度实现了文本创新。在追求“快”“狠”“爽”的影视接受环境之下，创作者试图通过旁白、脱口秀和故事情节三重叙事的加持举重若轻地完成解构，一度让被生活“禁言”的女主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反抗。这种实验性的创作手法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也为都市剧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思考。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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