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艳霞

　　知名媒体人伊险峰和同事杨樱一起，带着多年来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完成了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该书以两位工人子弟的奋斗经历，照见中国社会40年沧桑巨变。这部书近日面世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讨论，哲学家陈嘉映评价道：“一部社会学视野里的故事，两个人、一座城、一个时代难以分割地连在一起。在汉语写作中应该是首创。”

　　观察普通人的沉浮与变迁

　　为了写作该书，两位作者采访数十人，在旧报纸、老照片、建筑废墟与口述回忆中重现过往，勾勒出张医生和王医生二人半生的成长与奋斗之路。同时，还以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等因素为经纬，呈现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当代东北。

　　本书的主角张医生与王医生，是伊险峰的初中同学，他们如今都是口碑甚佳的专业人士，也都出生于工人家庭。他们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他们生活的城市沈阳，在这个过程中处境复杂。这些因素叠加起来，构成了作者决心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杨樱说：“我们一直想写的不是大明星、不是厉害人物，而是素人。”伊险峰也认为，写平凡的人，一点点挖掘他们的价值，相对来说更纯粹些。“将其作为解剖对象，运用的‘像素’越高，发现的细节就会越多，反映出来的东西也就越丰富。”

　　在作者的文本呈现中，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中，两位医生的家庭都曾面临生存困境，但依靠家庭的全力支持与自身的聪慧刻苦，二人最终不负众望，考上医科大学，成为了医生。步入社会后的数十年间，医疗事业的高速发展与两位医生个人努力相结合，共同促成了二人事业的成功。如今，他们已是各自领域内的知名医疗专家，备受社会尊重。

　　但伊险峰提到，在沈阳经过了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之后，同样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人中，失意者人数不少。因此，他认为，左右二人命运的，除了自身努力，还有诸多因素——家庭、学校、职业、社会。任何一处差错，都有可能让他们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正是通过对两位医生及其家庭成员的采访，观察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沉浮与变迁。

　　见证两位医生的出诊现场

　　“我们采访的主人公都采用了化名，他们的家人也采用了化名。”杨樱说，这部书并不是两位医生的传记，他们对书中的内容保留了自己的看法。

　　书中呈现了两位医生真实、生动的日常，这也被读者津津乐道。为了这个“日常”，伊险峰曾问过张医生的母亲，“你儿子在家里什么样？她说，就是累，躺床上不说话。”

　　但深入到两位医生的手术室、现场门诊，以及他们的年会中，那些真实的瞬间变得亲切、细腻。伊险峰在采访中捕捉到王医生有个破手机，裂得不像样了，但他每天拿着破手机回答“好大夫”平台问题，逐步建立起医疗行业的口碑和地位，伊险峰还见证了王医生在“好大夫”年会上的高光时刻。杨樱曾早上7点半跟着王医生进手术室，晚上6点半下来，当中只有半个小时吃盒饭的时间。她更亲眼见到有不富裕的患者家属找张医生做手术，他就会加班做，只是为了给患者省一夜的住院费。“杨樱后来跟我说，张医生会跟患者开玩笑，他看门诊也太磨叽了，和患者要交流半天，这和我对张医生的认知特别不一样。”伊险峰说。

　　不仅如此，通过对两位医生的采访、他们家人的采访等，两位医生不为人知的侧面也一点点变得清晰。两位医生家教甚严，不被允许沾染扑克、麻将等娱乐消遣，也无法与家长老师眼中的“坏孩子”接触。单纯的成长环境，限制了两位医生对于社会的认知，也导致他们性格淳朴耿直，缺乏足够的人际交往技巧。伊险峰认为，在熟人社会氛围分外浓厚的沈阳，这是一项严重的缺陷。因而在与社会的接触中，两位医生都屡屡受挫。以至于多年后，二人即便已经成为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却依然难以融入社会，整日活在焦虑与挣扎之中。

　　事实上，透过个体在历史中的沉浮，读者也同时窥见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命运轮廓。书中不断探讨一个工业城市的命运由何决定？城市转型过程中普通人的生活会如何变化？这本书最终呈现的图景，比最初设定的一些问题更为错综复杂。杨樱表示：“随着采访的深入，这本书越写越厚，问题越来越多，变得像一架手风琴。这并不是一个局限于东北的、医生的故事。”但杨樱也坦言，这部书还能写得更扎实更紧实。

　　伊险峰2000年离开沈阳，此番重新以写作方式走进沈阳，他的思考、反思时刻渗透在书中。他也表示，“只要是有工业化就有工业转型，只要有工业转型就有被淘汰下来的产业工人，有被淘汰下来的产业工人就有被淘汰的家庭。”面对沈阳人曾经拥有的荣誉感、自豪感在消减，如何进行城市更新，如何进行城市发展，他坦言很多问题他在书中无法提出解决方案，因此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共同破解。

　　看遍40年的沈阳老报纸

　　这也是一次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共同完成的“事业”。“我们其实是带着素材往前跑，是带着读者看看这个，再瞅瞅那个。”伊险峰说。

　　谈及采访的准备工作，杨樱形容“感觉像是做小卡片”，一张小卡片只有一两个关键词，然后根据关键词再不断深入、延展。关于两位医生及家庭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两位作者列的相关话题就很庞杂，比如小时候看过什么书什么电影，对钱什么时候有概念，对性和情感什么时候有概念，青春期的表现，对潮流的认知，与别人交往的困惑，以及对家里、亲戚房子的印象等等。

　　同时，作者还要求采访对象自己列出大事记。杨樱说：“在这些大事记中，特别有意思的是，两位医生很少提拿过多少奖、获得什么荣誉，反而对小时候打酱油没给钱，第一次挨老师批评，家里买的第一台电视机印象深刻，当然当时的国家大事也记得非常清楚。”和许多人一样，时代特色显然在两位医生的记忆中留下深深烙印。比如家里的肉票、布票、自行车票等，还有王医生妈妈因为在电影院工作，有过1004张电影票，通过电影票她很灵活结识了很多社会关系，因此可以给家里多弄些肉，王医生大学报考志愿还找到了好参谋等等。

　　关于写作的幕后，杨樱还透露了一个细节，她和伊险峰都身在上海，但为了写作该书，他们多次北上沈阳，每次会待上三五天集中采访、翻阅大量资料，“40年来的《沈阳日报》《沈阳晚报》每一页都翻过。”她说，他们只写那些可求证的、有据可查的，无法求证的绝不会“随意乱入”。（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