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中国历史文化的地理密码

　　作者：钱冠宇

　　《中国历史文化地理》 陈正祥 山西人民出版社

　　“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移民时期，战乱促使北方汉人纷纷渡江南下，向长江流域、岭南地区迁移，奠定了中国南方经济文化直到今天的强势地位。人口的大量导入会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巨大活力，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的史实，同时也是文化中心南移的过程。

　　已故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讨论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除了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中原之外的南方地理因素：“只注意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而忽视南方土地的吸引力，那显然是不正确的。南方不但水、热的条件好，水利建设的成效高，而且河川满布，便利交通运输，对于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都有重大作用。”

　　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并非只是以逃难为代表的被动行为，一定还有基于理性判断的主动选择。

　　作为受过地理学科班训练的学者，1922年出生的陈正祥前半生进行的是较为纯粹的地理学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接触到人造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后深受震撼，预感到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将发生变革，于是逐渐把精力转向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该书的大部分内容，1983年曾以《中国文化地理》为名在三联书店印行，封面书名由著名书法家刘炳森用端庄古朴的隶书题签。近日，该书得以再版。

　　地理学属于自然科学，陈正祥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优势也体现于此，他能够运用理科思维对文献史料加以统计并制图分析，譬如用地图表明人口迁移、城市化进程、物产矿产，甚至历史上宰相、进士、诗人等人才籍贯的分布情况等，很多需要用长篇大论解释的现象规律，用图表展示则一目了然。

　　尽管今天看来，陈正祥在《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中论述的许多内容应该属于历史文化常识，但其不可取代的意义在于数据的可视化表达，也就是“用地图说话”。特别是在当下这个所谓大数据时代，更显示出陈正祥当年超前的思考和探索。

　　在陈正祥做书中课题研究的时候，电子计算机还未普及，统计和绘图工作全靠人工，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例如为了完成明代人口分布地图，陈正祥遍查古籍材料，“有时为查清某一州县的人口统计，要写数十封信，等待一两年工夫”，这个过程前后持续了二十年，“就费用和精神说，这也是我一生中花费最多金钱和最多精力的一幅地图”。

　　陈正祥不仅是数据可视化的先驱，他还较早关注到“游记”和“方志”这两类史料中蕴藏的地理学价值，并在书中做了专题阐释。陈正祥运用方志资料攻克难题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绘制中国蝗神庙的分布地图。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陈正祥在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农业气象委员会等多个国际学术机构担任委员，经常被问及是否能够提供中国蝗虫灾害的分布地图，但中国历史文献中从来没有这类地图，也没有现成资料可以编制。为了避免“将来研究报告出版，在中国的空白上势必按上‘no data’(无数据）的记号”，陈正祥不甘放弃，终于想到可以通过在各地方志中查找八蜡庙的方式间接反映中国蝗虫灾害的分布情况，“利用原始资料来创造地图，便是现代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精神，也是地理学家对地理学所能做的最好贡献”。

　　八蜡庙原为古代中国人祭祀农业害虫的综合性神庙，后来演变为专门祭祀蝗虫的庙。陈正祥因此推断，凡是建有八蜡庙的地方，一定会有严重的蝗虫灾害。从中国台湾、香港再到日本，陈正祥用八个月的时间在图书馆里翻阅中国各地方志，终于“无中生有”地绘制出中国蝗神庙的分布地图，既解决了关于蝗虫灾害分布情况的难题，又为中国在国际学术界面前挽回了颜面。

　　陈正祥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海外，他以焚膏继晷的勤奋精神完成了数量惊人的课题研究，堪称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据其学生整理编写的《陈正祥教授著作目录》（1932-1992）统计，著作共计至少624种（内专书、专刊256种，论文368篇），平均每年10.4种，其中用外文写作的有121种。

　　这样的勤奋程度绝非普通人能及，陈正祥的乐清老乡南怀瑾在接受采访时就讲过一个关于他惜时如金的趣事。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陈正祥在研究室门口挂上一块红漆木牌：“非学术性谈话，请限于三分钟。”彼时台大校长傅斯年请他摘掉这块木牌，他没有同意。后来有人趁他外出时，偷偷把木牌摘掉。事后陈正祥竟然重新做了一块更大的木牌，用钉子牢牢钉在门口。

　　由于长年客居异乡，陈正祥在书中常常流露出心系国家荣辱、民族前途的感慨，笔触间饱含浓烈的爱国情绪。比如关于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陈正祥详细论述了晋代制图学家裴秀创造的“制图六体”（即中国传统“计里画方”的制图方法）及其后代影响后，满怀悲愤地哀叹道：

　　“不幸在万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曾有百多年的黑暗时期，使得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光辉璀璨的文化，受到了歧视乃至完全抹杀！目下流行的所谓制图学著作，事实上只能算是欧洲人的制图学，根本不提中国的先进制图学和伟大的制图学家。教员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竟乐于接受这些充满偏见的教科书，最为可叹！”

　　尽管在严肃正经的学术论文中过多出现情绪化的表述，未免会有画蛇著足之感，但陈正祥那一辈海外中国学人所普遍抱有的痛切深沉的家国情怀，亦当作“理解之同情”。（钱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