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建红　法学博士

　　小时候，对于民俗中的节日是比较敏感的，闲来无事，翻看“月份牌”，常常会掰着手指头，数一数距离下一个节日还有多少天。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大节的牵记自不必说，即便是对夏至、冬至、腊八、小年等这些小节也总是充满了期待。在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节日的最大福利就是能吃一顿好的，平日里难得上桌的肉蛋之类的在节日里敞开了吃。那时候很容易感到满足和幸福。比如说腊八这一天的早上肯定是要吃腊八粥的，而记忆中山西老家的腊八粥，总是和寒冷联系在一起。金黄的糯米，点缀着几粒红枣，加一勺白糖或红糖，吃在嘴里甜甜的黏黏的，身上的寒气也最终随着这人间至味消散殆尽。每次想起腊八粥，也总会想起小学校里的生活、乡村里冬日里透明的蓝天以及冷冽的空气，腊八节也就变得别具风味了。

　　小时候的生活比较简单，只要吃好喝好玩好就是一种最快乐的生活。既然节日能满足这些要求，于是也就总是在盼望着节日的到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也逐渐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填满，时间就像加速了一般过得越来越快，在“已经是什么节了”的感叹中，不知不觉间就过了一年。再加上如今生活品的丰富和多样，因吃饭而带来的幸福感也在不断消弭，以至于对节日也变得越来越无感了。这种情绪的背后，或许代表的是个人的成长与时代的变迁吧。

　　现代人过节的“节味儿”确乎是比较淡了，即便是最隆重的春节，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忙活了。张中行先生在他的《流年碎影》中回忆传统的过年，是人人都把过年看作一件大事，“大事要大办，其表现之一是时间长，差不多是由进腊月起，一直延续到正月过二十。”而腊八节就是进了腊月以后的第一个小节。腊八早晨起来要吃腊八粥，“粥用各种米、各种豆加枣煮成，虽然远没有北京旗下人那样丰盛、精致，由我们农村的孩子看，就是小改善了。”而“忙年”时最主要的营生都由妇女来负责，所以妇女应该是最能体会到年味儿的。

　　除了准备过年的新衣新鞋新帽外，进了正月里吃的主食如馒头、包子、年糕、糜子面饽饽等，副食主要是肉类，都要在年前做出来，藏在院中的缸里。这就要先磨各种面，然后再一锅一锅蒸。单单看这些活计，就能估摸出一个家庭主妇忙年时的工作量，如果是在大户人家，过年要准备的东西也就更多。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就是各种吃的喝的和玩的，可对于家庭主妇来说，则是“昼夜勤劳作”的重负，在家庭中的角色不同，对过节的感受自然也是不相同的。

　　如今的节味儿变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从过去纷繁的杂务中解放了出来，无须再那么忙所致吧。比如以往要吃腊八粥，需要头一天晚上就开始泡各种米、豆等粮食，半夜里起来开始烧火熬粥。现在的腊八粥只需要将各种粮食枣桃仁等淘洗干净，装进高压锅中焖煮即可，再不济，就干脆去外面的摊点上买碗八宝粥也可。过年需要穿戴的新衣新鞋新帽等，到商店里逛一个上午就可以置办齐备。年节时自家吃或待客的主副食，也可以通过网购或从超市里获得，而且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关注，以往备货的“陈规陋习”，已逐步为新鲜营养现吃现做的习惯所替代。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使人们品尝到了不同的节味儿。

　　虽然我们过节的方式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但“过节”这一民俗却是不会改变的，民俗背后的团圆、喜庆、感恩、驱疫等寓意也是不会改变的。这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在《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一书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开放社会，但这个体系的决定性力量又极大地限制了人们。我们的社会变动不居，在美国历史的每个时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它又很稳定。”用创造“民俗”一词的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话来说，民俗是用于表述文化中下意识的习惯性“做法、礼节、习俗、道德和教训”的，它既源自于生物的本能，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民俗是从远古传承下来的古老而原始的东西，它通常很坚韧，但它们也不是静止不变的；民俗即使成了一种传统，却并不必然是陈旧的，在今天的时代，它还会持续地变造。

　　节日是集中展现民俗的时刻。在节日的各种活动中，承载了祖先对人类自身与大自然的认知，有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也有对未来生活的期许。它是民族文化的象征，即便是在社会发生巨变的情形下，它也会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并传承下去。这种变化中所透出的坚韧，正是一个民族得以繁衍生息的源泉，也是华夏的“种子”不断延续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