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牧人

　　很少有像《简·爱》这样让人不知所措、不知该从何谈起的小说，面对像简一样狂热、自虐又自我的叙述者，任何关于女性、阶层、婚姻和抗争的“陈词滥调”都让我感到羞愧，尽管，它们是如此重要的生存议题。甫一面世，这部作品便在英国社会掀起了所谓的“简·爱狂热”，因而谈论《简·爱》是不自量力地试图加入一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纷争与对话。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 于是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写于1846-1847年的夏间，夏洛蒂·勃朗特的第二次小说尝试迅速得到了曾退她稿件的出版商Smith,Elder and Company的青睐，手稿寄出后的八个礼拜，对方便出版了这部勃朗特日后留名文学史的作品。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勃朗特的真实身份，为了避免由于作者性别引发的不必要的偏见，勃朗特采用了较为中性的笔名：柯勒·贝尔。首版时，这部小说就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在读者间引发了诸多讨论。

　　毫无疑问，简是一名充满反叛意识的抗争者，但与此同时，小说童话般的结尾又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她抗争的严肃与彻底性。如果说这是个关于一名丧失双亲的孤儿如何与不公的命运抗争并最终寻得家园的故事，女主人公简又显得太过幸运。在罗沃德时，她从摧毁性的斑疹伤寒热中幸存了下来，而该疾病夺取了她的好友海伦的生命；得知罗切斯特已婚的真相，简悲痛欲绝地离开了桑菲尔德，当她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苟延残喘时，简忽然看到“荒原上有一条白印子”，并顺着它走到了接下来收留她的里弗斯家。整个故事中，简践行着“异常广泛的叙事可能性”（潘妮·鲍梅哈）：她先后从事了三份工作，在五个家庭中生活过，被求过两次婚，学习了三门外语。《简·爱》的情节设定，充满着一种被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形容为“孩童般的”天真残忍与肆意妄为（而这种书写方式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被推向极致）。当简的意志出现动摇，准备接受圣·约翰的求婚时，她忽然听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罗切斯特“狂乱、怪异和急切”的呐喊——“简！简！简！”并因此彻底拒绝了约翰。阻碍简和罗切斯特结合的伯莎·梅森则惨死在一场由她自己引发的大火中（简因而是完全无辜的），罗切斯特由此落下的眼疾和残障似乎是对他的惩罚：他竟敢隐瞒自身的婚姻状况，并将毫不知情的简卷入一场险些令她丧命的伦理危机中。最终，一笔来自从未谋面的叔父的遗产神奇般地解决了简和罗切斯特之间的阶级差异。

　　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这些情节上的安排和叙事上的跳跃使得《简·爱》脱离于以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等作家为代表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它糅杂了罗曼司、哥特、童话和现实主义小说等不同文类。勃朗特在叙事上的探索既与她孩童时广博的阅读经验相关，也可被理解为作家在试图借用形式来解决一系列在她所处的时代可能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事关女性的生存处境，事关阶层差异，以及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工业文明的理性之间令人不安的冲撞。

　　简这个角色的复杂性也正在此。她的身上充满着一种无法穷尽、无处安放的激情和渴望，这种无以名状的狂热一方面令她感到恐惧，她因而常常诉求于理性（“不过我恢复了理智，强调了原则，立刻使自己的感觉恢复了正常”），一方面令她永远处于一种不满与匮乏中。简坦陈道，“我会被说成贪心不知足。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勃朗特多次借用风景描写来彰显女主人公躁动的内心世界，她无限渴求着远方，然而可怕之处也在于，远方永远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罗沃德的八年常规生活令简感到“厌倦”，当她盯着窗外，视线追踪着“那条白色的路蜿蜒着绕过一座山的山脚，消失在两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时，简不由感慨道：“我多么希望继续跟着它往前走啊！”。她随即开始祈祷，祈祷自由，而“这祈祷似乎被驱散，融入到微风之中”。于是她“放弃了祈祷，设想了一个更谦卑的祈求，祈求变化，祈求刺激。而这恳求似乎也被吹进了浩茫的宇宙”。最终，简“近乎绝望地叫道，‘至少赐予我一种新的苦役吧！’”。当简在桑菲尔德府安顿下来之后，她又被这种平静的日常所折磨，在她“极目远望与世隔绝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线”时，简再次呼唤道：“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我曾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气勃勃的城镇和地区”。类似的心理活动反复出现在简的几段生活经历中，对远方和变化的想象构成了故事得以推进、发展的源动力。与此同时，简对苦役的主动召唤使得读者难以对她施以轻率的同情，甚至，任何来自他者的同情，似乎都在消解她行动的神圣性。早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简便借用自己被体罚的经历，来展现苦难和羞辱何以转化为一种崇高体验。当简因为不小心打碎写字板，被迫“站在屈辱台上示众”，痛苦到“呼吸困难，喉头紧缩的时候”，海伦从她的身边走过，同时投来一道目光，这道目光给了简巨大的支持，她将此解释为：“仿佛一位殉道者、一个英雄走过一个奴隶或者牺牲者的身边，刹那之间把力量也传给了他”。将自我类比成“奴隶”或者“牺牲者”，简从这种自我想象中体验到了一种殉道般的崇高与庄严。

　　和小说中的简一样，勃朗特同样以家庭教师一职谋生，这份职业一方面带来更多的机遇，使得她有机会接触上流阶层，施展她的才学，一方面又带来了更多的羞辱与不堪，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型职业。智识上的自命不凡和经济上的窘迫不安困扰着勃朗特，在写给友人艾伦·纳西的信中，她坦陈道：“炽热的想象有时会吞噬我，使我感到社会的平淡乏味。”勃朗特深知写作和想象如何赋予庸碌的日常激情和意义（这也是她和她的姐妹从小玩的游戏），她让她的主人公简也加入叙述，爱上叙述，并通过倒叙，让简得以不断反刍过往激励的情感体验。简描述道：“这个故事由我的想象所创造，并将继续不断地讲下去。这个故事还由于那些我一心向往、却在我实际生活中没有的事件、生活、激情和感受，而显得更加生动”。在她和罗切斯特的亲密关系中，简不断通过自我贬低、自我羞辱来满足她对激情一种近乎病态的渴求，因为，没有比羞辱更能强烈地触及自我存在的情感。在那段（曾经）振聋发聩的自白中，简呐喊道：“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灵魂和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分难舍，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然而，矛盾之处在于，简并非平等的最佳代言人，她和罗切斯特之间的爱情充满着权力斗争和由此激发的情欲想象（尽管对于后者，小说并未直接言明）。借助倒叙，叙述者简得以重返记忆中这个充满情感张力的时刻，并且，她通过言语，再次羞辱了曾经的自己。勃朗特深谙羞耻的激烈与酣畅，她让简反复自我审判、自我羞辱：“那么，简·爱，听着对你的判决：明天，把镜子放在你面前，用粉笔绘出你自己的画像，要照实画，不要淡化你的缺陷，不要省略粗糙的线条，不要试图抹去令人讨厌的不匀称的地方，并在画像下面书上‘孤苦无依、相貌平庸的家庭女教师肖像’。”镜子和绘画使得简得以同时扮演凝视者与被凝视对象，这是一个关于自我惩戒以及自我臣服的戏剧想象，也是一个政治失能的脆弱个体在通过自我羞辱和虐待来代偿性地体验权力，它是关于书写的隐喻，在最初的版本中，勃朗特早就先知般地将该小说命名为《简·爱：一本自传》。

　　“‘人应当满足于平静的生活’，这句话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应当有行动，要是无法找到，那就自己来创造”。如果《简·爱》中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设定已经无法说服当代读者，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借助阅读来试图体验，书写和想象如何创造意义。

　　（作者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