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旭玲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春节蕴含着我们民族对于种族延续、家庭繁衍、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认知与想象，是中华智慧传承的重要载体。

　　传统春节节俗异常丰富，其中有一类以防疫为主题的习俗集中体现了辟邪求吉的节日内涵，特别值得重视。这些习俗的形成是先民在长期与冬春季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防疫理念与知识的集中体现。虽然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认知水平的提高，很多防疫习俗逐渐淡出了春节，但其中蕴含的中华智慧与经验依然是我们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古人模仿方相氏驱疫动作所跳的具有巫术功能的祭祀舞蹈，后来发展为年终岁尾的重要仪式——傩仪

　　方相氏驱疫仪式是先秦时期就在官方和民间盛行的驱疫习俗。方相氏（也写作“方相士”）是先民创造的驱疫辟邪之神。方相氏驱疫仪式就是古人模仿方相氏驱疫的动作所跳的具有巫术功能的祭祀舞蹈。这种舞蹈后来就发展为年终岁尾的重要仪式——傩仪。“傩”字的本义是指人的行动符合礼仪，有气度，比如《诗经·竹竿》有“巧笑之瑳，佩玉之傩”一句，描述的是佩玉女子行走时优雅从容的模样。而驱瘟仪式本以“难”字指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指称驱疫仪式的“难”字假借为“傩”，“傩”字的本义便逐渐废止了，演变为专指驱疫仪式的词了。

　　《周礼》记载了周代宫廷中的方相氏驱疫仪式：方相氏由四位勇士扮演，只见他们头上蒙着熊皮，戴着黄金铸造的四眼面具，上穿黑衣，下着红裳，手持戈和盾，率领一百个手下四处搜索疫鬼，然后击打、驱逐疫鬼。民间的驱疫仪式被称为“乡人傩”，《论语·乡党》载：孔子曾郑重地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观看乡人傩。“不语怪力乱神”是孔子的重要主张，但从他郑重地观看乡人傩的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人对于傩仪的重视。因为瘟疫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即使是民间的驱疫活动，也是极为庄重的仪式，并非娱乐活动。

　　到了汉代，官方驱疫辟邪的傩仪有了变化。根据《后汉书·礼仪志》的记录，一种变化是时间上的。先秦时期的傩仪没有固定日期，一年四季只要瘟疫流行都可以“请”方相氏来驱瘟，但汉代官方仅在一年中最隆重的腊祭前一日举行大傩仪。腊祭是古代祭祀祖先和百神，并祈求来年丰收的祭祀活动，我们熟悉的腊月就因腊祭在此月举行而得名。可以说，腊祭拉开了新年祭祀活动的序幕，而腊祭之前的傩仪则是腊祭的准备活动；另一种变化是在仪式方面，汉代大傩仪更隆重，皇帝与文武百官都要参与。腊月初七夜半时分，官员们扎着红头巾侍立于宫内，待皇帝在御座上安坐好后，仪式就正式开始了。戴着四眼黄金面具的方相氏率领着由人扮演的十二神兽，一同驱赶、追打疫鬼。为了壮大声势，还要提前从官宦人家选出一百二十名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男童，让他们手持棍棒、鼗鼓（与今日之拨浪鼓类似）等不断敲打，协助方相氏驱逐疫鬼。宫中傩仪结束后，还要由千余位五营骑士将代表着疫鬼的火把押送到洛水边，投掷于洛水中，象征着将恶疫镇压于水底。参与驱疫仪式的男童被称为“侲子”，他们的加入为汉代傩仪增加了祛除儿童疫病，庇护儿童成长的新内涵。

　　汉以后，宫廷傩仪规模继续扩大，比如南北朝时的宫廷傩仪中有“侲子”二百四十人，到隋唐时期，“侲子”更增加至五百人。作为新年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宫廷傩仪中增加了“迎春”的内涵，时间也较为灵活。初唐诗人沈佺期在《守岁应制》诗中写道：“南渡轻冰解渭桥，东方树色起招摇。天子迎春取今夜，王公献寿用明朝。殿上灯人争烈火，宫中侲子乱驱妖。宜将岁酒调神药，圣祚千春万国朝。”诗中描写的是唐代皇宫守岁的情景，天子在迎春的除夕夜还欣赏了侲子们的驱疫表演，说明唐代宫廷傩仪已经成为春节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驱疫迎春的目的。唐代傩仪的表演性比前代大大增强，逐渐向傩戏演进。当代不少地区春节期间的傩戏表演就是古代傩仪的遗存，依然带有强烈的驱疫求吉内涵。

　　相传，驱疫辟邪的傩仪是由中华民族的共祖——黄帝创立的。此神话记录在《庄子》佚文中，经《太平御览》等文献的转载而留存。《庄子》一书中有《游凫》篇，有学者认为这一段佚文本是《游凫》篇的一部分，译为现代汉语如下：

　　游凫问：“现在的百姓为什么要举行驱逐瘟疫的仪式，敲鼓击铎，大声呼号呢？”雄黄回答说：“从前，民众常为传染病所苦，黄帝因而设立了巫咸这一官职，带领民众沐浴斋戒，以通九窍；敲鼓击铎，以振奋精神；劳动身体迈开步伐，使阴阳之气顺畅；喝酒吃葱，使五脏通畅。百姓不知道这些缘由，以为敲鼓呼噪真的是为了驱逐瘟鬼呢。”

　　《庄子》善用寓言故事讲道理，游凫与雄黄都是拟人化的角色，前者是一只水鸟，后者是一种中药材。此段黄帝立傩仪的神话解释了先民发明傩仪想要达到的目的，揭示了傩仪的本质。大多数驱疫行为——沐浴斋戒、敲鼓击铎、劳形趋步都可以达到强健身心的目的，从而提高个体的抵抗力。而饮酒茹葱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直接杀灭进入体内的病毒。这些科学的防疫方法是非常珍贵的信息，曾代代相传造福了不少民众。

　　“爆竹”与“入屠苏”都是重要的春节防疫习俗，其中燃烧爆竹为驱赶传播寒热疫病的山臊恶鬼，饮用屠苏酒有预防瘟疫的功效

　　在描写春节的古诗中最出名的恐怕要数王安石的《元日》了：“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的“爆竹”与“入屠苏”都是重要的春节防疫习俗。

　　“爆竹”在唐代也称“爆竿”，意思是用火烧竹竿，使其爆裂发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驱赶山臊。相传，山臊是一种生活于山间的疫鬼，又称为山鬼。它相貌类人，但只有一尺多高。《神异经·西荒经》说：山臊喜欢光着身子捕捉虾蟹。它不怕人，如果在野外看到行人点燃篝火休息，就会靠近，利用人类的篝火炙烤捕来的虾蟹，并伺机盗取食盐，用来佐食虾蟹。如果接触了山臊，就会感染“令人寒热”的疫病。“令人寒热”即怕冷发热，是很多传染性疾病的共同症状。如何才能驱赶山臊，不让它靠近人，传染人呢？据说，曾有人尝试着将竹竿扔到火中，发现竹竿爆裂发出的声音可以吓跑山臊，后来就有了在新年第一天燃烧竹竿驱赶山臊的习俗。早在先秦时期，从宫廷到民间都有燃烧竹竿驱除山臊的习俗。《诗经》中有《庭燎》一首，描述的正是周代王宫在新年于庭院中燃烧竹子的情形。《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初一，民众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房前燃烧竹筒，以驱赶“山臊恶鬼”。

　　作为一则重要的防瘟避疫神话，山臊神话其实反映了民众对于瘟疫爆发时间和高温杀灭病毒的认知。首先，民众在春节前后燃烧爆竹驱赶传播寒热疫病的山臊恶鬼，说明冬季是以发热为表征的传染性疾病的多发期；其次，以燃烧竹子的方法吓走山臊恶鬼的情节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可能反映了先民对高温能杀灭空气中的病毒的粗浅认知。

　　“入屠苏”即饮屠苏酒。屠苏，亦称屠酥、酴酥，屠苏酒是用中药浸泡而成的药酒，古人认为在春节期间饮用屠苏酒有预防瘟疫的功效，这种习俗至晚在南朝已经产生。《荆楚岁时记》载：大年初一早晨，一家男女老幼穿戴整齐，按照辈分依次拜年祝贺后要共饮屠苏酒。

　　相传，屠苏酒也是由黄帝发明的，所以又被称为“轩辕黄帝神方”。除了黄帝发明屠苏酒的神话之外，民间还流传着其他屠苏酒创制神话。南北朝时期的中医方书《小品方》说：让人不生瘟疫的屠苏酒配方是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创制的，大年初一饮用它，能够避瘟疫及一切不正之气。而明代的《通雅》则说是唐代的医药学家孙思邈调制了屠苏酒方。相传，孙思邈曾在常州城中居住，他看到冬末春初时民众常身染瘟疫，就潜心研读医书，拟出了一个药酒配方。常州的病患服了孙思邈的药酒后，身体很快康复。后来孙思邈公开了药酒配方，并告诉大家每年除夕时饮用此药酒可预防瘟疫。

　　神话并非历史，屠苏酒究竟是谁发明的并不重要，在黄帝、华佗、孙思邈分别作为屠苏酒发明人的神话中，我们看到的是古人以药酒防治瘟疫的知识传承过程：原始社会晚期，先民在与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了某些植物对于防治瘟疫有着特殊的效果，由此产生了黄帝发明屠苏酒的神话；汉末三国时期，社会的动荡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在治疗过程中，从原始社会传承下来的瘟疫治疗方法不断得到补充与改进，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瘟病药方，由此引发了华佗发明屠苏酒配方的神话；到隋唐时期，随着治疗经验的累积，医者发现温热的酒可以加速药效的发挥，屠苏酒的治疗效果越来越好，药王孙思邈配制屠苏酒挽救病患的神话因此产生。

　　屠苏酒神话还传承了防止瘟疫人际传播的经验与观念。东晋《肘后备急方》载：全家一起饮用屠苏酒时，要从幼至长依次饮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明代《本草纲目》记录屠苏酒的饮用方式说：制作屠苏酒的药材配好后，装在三角形的红色袋子中，于除夕夜悬挂在井底，初一取出放于酒中，将药酒煮沸几次，去掉药渣后，全家人从幼到长依次饮用。喝完之后的药渣仍然放入井中。这里有几个细节很有意思：第一，全家一起饮用屠苏酒是为了防止瘟疫的人际传播，即使一家中只有一人饮用，一里的百姓中只有一家饮用，也可以阻断瘟疫的人际传播；第二，饮用水是瘟疫传播的重要载体，而将炮制药酒的药材和药渣浸入井水，其目的就在于净化饮用水，防止疫病的传播；第三，从幼至长饮用屠苏酒的顺序与一般的长者为尊不同，既照顾了儿童体弱的特质，又体现了爱护幼小的传统道德观念。

　　春节饮屠苏酒防瘟的神话与习俗传承了以药物预防瘟疫的经验，它在古代得到了长期而广泛的认同，苏东坡有“但有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除夕野宿常州城外》）之句，赞赏了屠苏酒的保健功效，并针对长者后饮的风俗评论说：我只要健康，不怕年老。

　　正月初五迎的众多财神中，影响力最大的赵公明曾是一位瘟神。其身份的变化，反映了先民面对瘟疫时的积极辨证思想

　　正月初五迎财神是春节节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迎财神仪式的隆重程度堪比除夕夜祭祖迎春。在众多财神中，影响力最大，最受人敬仰的就是赵公明。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财神赵公明在南北朝时曾是一位瘟神。梁代道士陶弘景在《真诰》中提到：以赵公明为首的五方诸神是专司“土下冢中”的阴神，手下有一千两百员，被呼为“瘟鬼”。《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一也说赵公明与刘元达、张元伯、李公仲、史文业、钟士季等各自率领二十五万鬼兵，在人间散播瘟疫。到隋唐时期，瘟神赵公明神话和信仰逐渐成为五瘟神神话与信仰的一部分。五瘟神，也称五瘟使者，分别是：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说：隋文帝曾下令为五瘟使者建祠。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大发展时期，人口聚集的集镇、城市不断增加和扩容，瘟疫暴发引起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比如公元832年，从剑南道（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至浙西道（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瘟疫，唐文宗在救灾的诏令中说：灾民中有全家都死亡的，由官府准备棺木，并出丧葬费，死亡一半及以上的民户都可以减免赋税。公元855年，江淮一带又发生另一场大瘟疫，唐宣宗下诏说：江淮数道因为旱灾和瘟疫，民众或死或徙，十室九空，收不上税，因此特赦三年。正因为瘟疫给古代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隋文帝为五瘟使者建造了神祠，定期祭祀他们，使瘟神祭祀进入了官方崇拜体系，企图通过祭祀瘟神控制瘟疫的传播。

　　五瘟信仰最深厚的地区在长江以南。可能因为环境湿热，易生蚊虫，古代长江以南常常暴发大型传染病，五瘟神话与信仰因此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后来，五瘟使者中在民间威望最高的赵公明获得了特别的发展机会，成为至今仍广受欢迎的财神。

　　大约在蒙元时期，赵公明被封为赵元帅。元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记录了赵元帅的生平事迹，说他是中南山人，秦代避世隐居，后修炼得道。该书还对他的外形进行了详细描述：赵元帅长着一张黝黑的面庞，头上戴着铁冠，手里执着铁鞭，跨坐于虎身上。这副威风凛凛的样貌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当代，执鞭、跨虎依然是财神赵公明形象的标志性特征。在《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赵元帅首次超越了瘟神身份，具有了更广阔的职司范围，比如能驱雷使电、呼风唤雨，甚至可以保佑打官司顺利，做买卖发财。至此，赵公明已经由单纯散播瘟疫的瘟神转变为多能神，而且是一位既可以救助瘟疫，又可以为商业经营行为保驾护航的善神。

　　此后，赵公明与瘟神的定位渐行渐远，并终于在明代开启了通往财神之路。明代神魔小说《北游记》叙述说：赵公明等本是擅自下凡的神仙，住在徐州府风清洞危害百姓，被祖师擒拿后受感化成为护佑百姓的善神。这种邪神转向善神的叙事为赵公明由瘟神向财神的转变做了铺垫。到《封神演义》中，赵公明已经成为一位比较明确的财神了。姜子牙敕封阵亡者，赵公明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率领四位正神，行使迎祥纳福、追逃捕亡之职。赵公明帐下四位正神分别为：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单从神名上，我们也可以了解这四位辅神都是专职财神，而作为四位财神上官的赵公明自然也是财神了。在江南地区，很多民众将赵公明与四位属下并称为“五路财神”，也称“路头神”，并逐渐形成在春节后店铺开市的正月初五迎接路头神的习俗。

　　赵公明由瘟神到财神的变化有深刻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先民面对瘟疫时的积极辨证思想：瘟疫的暴发已经是极坏之事，但如果人类可以寻找出治疗疫病的方法，瘟疫也可以被制服，如此便否极泰来。这种思想反映在神话中就表现为为祸人间的瘟神可以转变为造福人间的善神；另一方面，神话和信仰的出现或消失都与民众的客观需求有关，赵公明瘟神职能在明代的消失可能代表了当时一些民众已经认识到在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知识，比求神拜佛更可靠。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研究室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论评论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