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题材电影的叙事技巧和美学哲思

　　作者：峻　冰

　　作为目前最热门的国产战争电影巨制，抗美援朝姊妹篇《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后称《水门桥》）实现了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无疑是国产战争电影的升级换代之作，对推动国产电影质量与电影强国建设，具有深刻意义。国产战争电影讲好中国故事，要以合乎情理的故事架构、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新颖逼真的情节打动观众，或触及其兴奋点，或抚慰其痛点，或调动其基于现实情势，催生其观赏兴趣、认知欲望，激发观影热情。显而易见，《长津湖》《水门桥》正在践行着这一叙事策略。

《长津湖之水门桥》海报

　　鲁迅先生在《<出关>的“关”》一文中提出“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文学形象塑造之法，可以引申至电影领域。电影要在叙事上追求艺术真实，在故事的结构线索、人物形塑、情节安排、细节处理等方面需合情合理，既要遵循历史逻辑，也要遵循美学逻辑。要“杂取种种”（发生在同一背景、语境中不同人的性格、故事等），合到一人身上，呈示其真实情感、精神意志及深层人性的多个侧面，努力塑造出具有双重或多重性格的立体饱满的典型，为题旨建构服务。

　　《长津湖》和《水门桥》塑造了连长伍千里、指导员梅生、火力排排长余从戎、炮排排长雷睢生以及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美第十集团军军长阿尔蒙德、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北极熊团团长麦克里安等人物，可以说，恰是契合规定情境的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才使两部影片迸发出充盈的魅力。不过，影片以伍氏三兄弟个体命运“以小见大”的叙事在赢得广泛认同之时，也使影片在宏大事件的全景展现与情节结构的合理营建方面存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过度背景化、私人化导致宏大逻辑断裂而使具体事件显得零碎和缺乏有机性。

　　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提出了“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的论断，认为这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任何艺术都是创作主体按照审美规律和形式法则对物质世界和情感世界合情合理的把握。无疑，战争电影亦可呈现出“有意味的形式”。

　　对《长津湖》《水门桥》而言，影片实现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环境描写和影像修辞的有机结合。张弛有致的节奏、新颖贴切的叙述视点、涵蕴深刻感染力的典型环境和细节，在一定程度上，正因影像奇观与细节密度的相得益彰，才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无论是敌机扫射乱石滩、敌机投掷燃烧弹等场景，子弹击中炸药包爆炸、敌我击发的坦克炮弹摩擦出火花，还是伍万里收藏的红围巾、冻硬的熟土豆、梅生女儿的照片等细节，以及拼死进攻前七连官兵面朝祖国的方向一边敬礼一边说着“新中国万岁”……这些有力的镜头凸显了战争本质，烘托了人性与情感，实现了影像叙事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

　　和平、发展、合作乃当今世界主题。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一员，有着“东方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历来热爱和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自然而然，为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的国产战争电影，在广阔的题旨层面，理应彰显礼义、仁爱与和平的思想。战争影片对正义之战应予以肯定，对参与正义之战者应予以褒扬。这是趋向人类良知的基本道德伦理，也是战争电影普遍应有的美学和哲思。

　　应该说，《长津湖》与《水门桥》在哲思意义上指向了人类和平与种族大爱，也契合礼赞英雄与家国同构的宏大主题。两部影片通过复刻出已成历史但依然可触可感的战争及穿行其间的人与感人至深的事迹，让人深刻体悟到生命个体与祖国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家国共同体”其实就是影片题旨所依托的基本语境，也建构了题旨的哲学深度和观众的审美宽度。显然，这也是影片能快速掀起观影热潮的主要原因。

　　（作者峻冰系四川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四川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