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津湖》到《水门桥》：战争片的高门槛终于跃过

　　作者：汪荣 孙佳山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市场表现有目共睹，为传播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而在主旋律电影中，军事题材尤其是战争片又格外亮眼，产生了《战狼2》《红海行动》《金刚川》《长津湖》等一系列优秀影片。《长津湖之水门桥》（以下简称《水门桥》）正是对这一电影题材、类型的延续和“接力”，并为相关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贡献了新的元素和维度。

　　毫无疑问，战争片的创作有着很高的行业门槛。一方面，这一题材、类型的影片往往需要兼顾多个叙事角度，如敌我双方、大小人物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叙事上都较为繁复。另一方面，相关战争场面的拍摄在技术上显然有着相当的难度。因此，无论是叙事还是影像，主旋律战争片的创作，即便是对于电影产业发达国家而言，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水门桥》无疑交出了一份令人比较满意的答卷。2021年，《长津湖》已经登上了中国影史票房第一，成为该年度的“现象级”大片。作为续集，《水门桥》不仅延续了《长津湖》的内在品质，并且踵事增华，还完成了叙事和影像上的进一步突破，鲜明地体现了当代主旋律战争片的探索和“接力”。

　　这种探索和新变首先体现在叙事上。《水门桥》以第七穿插连炸毁水门桥的任务为叙事中心，在起承转合中真切体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长津湖》中，由于涉及叙事的铺陈和多个导演的承接，采用了多重叙事线索并进的叙事结构。到了《水门桥》，核心事件、场景的聚焦使得叙事更为紧凑，有着密不透风的戏剧效果，这也使叙事结构十分“硬核”。

　　值得注意的是，《水门桥》虽然以吴京扮演的伍千里和易烊千玺扮演的伍万里两兄弟作为主要线索人物，但是在全片的人物塑造上却是“群像式”的讴歌。在战斗不同阶段的叙事展开过程中，分别以“单元”式的结构塑造了七连战士梅生、平河、余从戎、伍千里等人的英雄形象，他们在“决断时刻”毫不犹豫的牺牲，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事实上，由于战争片的特殊性，在该题材、类型影片中塑造鲜活生动、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其实非常困难，在叙事上有着很大的技术难度。在《水门桥》中，七连的每个英雄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形象，并不是一般好莱坞战争片中为了配合“主角光环”的“零部件”一样的配角，而是被还原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伍万里最终的人物定型、精神成长也并不是简单来自其兄长伍千里，而是源自所有七连的英雄们，由无数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凝聚的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在这种传承和“接力”中不断升华。

　　正是基于“群像”式的人物塑造，《水门桥》中战斗间歇的“抒情时刻”显得尤为可贵。例如影片中，七连战士朝着祖国的方向集体敬礼，因为那是“家的方向、祖国的方向”，而这个片段则与《长津湖》中火车行过长城，七连战士朝着祖国的壮丽山河凝望的画面形成了呼应。恰恰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战斗间歇的“抒情时刻”，使得影片的主题得以进一步提纯，凸显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牺牲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

　　毋庸置疑，拍摄战争片的最大难度是要尽可能还原真实的战争场景，使观众产生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而若想拍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战争片，都必然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和高概念的影视技术加持。在《水门桥》中，志愿军战士牺牲场景的升格慢速镜头、子弹穿行的轨迹等动画和特效镜头的使用，远景和特写镜头两极之间的无缝衔接等，都是高概念影视技术的具体应用。视觉特效和后期制作在影片最终完成的实际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性的整体统合的作用。从《长津湖》到《水门桥》，我国电影中的特效镜头已经逐渐由早期的大场面“炫目”，完成了向服务于叙事节奏、结构的具有行业节点意义的转变，这无不标志着中国当代电影美学的日臻成熟。而且，从《长津湖》到《水门桥》的“接力”，系列IP战争片的具有稳定连续性的特效呈现，也显示出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已经具备了可以初步比肩好莱坞的“硬核”视听特效技术实力。

　　总之，在《长津湖》的基础之上完成IP“接力”，《水门桥》叙事和影像的双重“硬核”突破，无疑为当下主旋律电影的新一轮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打开了新的局面。初步具备了可以比肩好莱坞的现代视听特效技术实力的我国电影产业，近年来在主题创作的一再“破圈”，既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传播提供了新的艺术样式，也为其他艺术门类做出了具有直接参考、借鉴意义的良性示范。

　　（作者汪荣系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副教授，孙佳山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