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依　　

　　梳理中国文学中的动物形象，既有肇始于久远古代生活的蒙昧回响，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志怪文学等叙事传统，又有现当代文学写实品格的昌明，在童话、寓言等儿童文学及类型化创作中被作为基本技法来借用，从而使动物形象以功能性和道具化的身份逐渐脱离文学经典化的视野。

　　而稍稍放眼世界文学蔚为大观的动物形象塑造，大批动物文学、生态文学系列不胜枚举，如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均是文学界的经典，勾勒历史、时代与文明之变。也正因这样的文学脉络和阅读期许，再读陈仓的《动物忧伤》，乃至沈石溪的众多动物小说、贾平凹的《怀念狼》等作品，才生发出了文学发展史视域下的动物形象塑造问题，而以“系列”的方法谋划创作，也在绿水青山、生物多样性等被不断纳入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中考察的大背景下，成为当代文学的应有之义与独特景观。

　　在《动物忧伤》中，陈仓择取“羊”“牛”“猫”“猪”“狗”“鼠”“鸡”“蛇”等动物为章节题名，并由此缔结文本结构与叙事主题，一章围绕一种动物铺展，从中不断打捞记忆与普遍乡愁的印痕。村庄里的动物被陈仓一一放置于乡土文明勾连的劳动现场中：处于劳动伦理关系中的动物之于人，既是生计也是陪伴，是青年艰难成长的见证，也锻炼了兽医专业的技能；而作品中陈仓所致力于深掘的，是城市中的动物及其豢养形态，一方面以此提供着怪异、陌生化的审美异托邦，另一方面也为异乡人在城市的日常伦理中提供难得的温情与独一无二的“用武之地”。

　　所以，“我”在上海遇见的猫仿佛被某种文化和象征附体，反倒让人无所适从起来；而西安城墙下的“我”展现本领，“抓起一大把盐，撒在水泥地面上，再掏出埙，把埙当成哨子哔哔哔地吹了起来”，轻而易举地使羊乖乖地卧了下来；在办公楼遭遇老鼠的同事们，在“我”眼里才显得小题大做又残忍了些……陈仓安静地讲述着动物们的过往——与他一样从偏远的土地上跋涉而来，却又得益于这坎坷的路途，与他一样从远古的成语和故事中脱胎，而又以此建言立志，从而吞下命运，拥持着一种敬畏。

　　为了让笔下的动物“万岁”（《中国作家》刊发时题目为《动物万岁》，成书时改为《动物忧伤》），陈仓率先选择光大它们古老的历史，乃至那些与祭祀、礼仪相关的掌故。例如，羊的三层字意，“一是哺乳动物，反刍类，分山羊、绵羊、羚羊等多种；二是姓；三是同‘祥’，是‘祥’的通假字。从最后一条可以看出，在古代，羊，祥也，故吉礼用之”。不似将动物形象划归到儿童文学或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质素，陈仓意欲从农耕文化、乡土文明中探寻动物形象的某种原型意义，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人类习俗观念变迁，由此，以对动物的本体及其历史的关涉探寻动物形象所具有的多方面意蕴和领悟可能，以象征、隐喻或对照的修辞书写人生故事，动物形象在陈仓的创作中显现出一种整体建构的气象和理路。

　　尤其是文本中有关人与动物关系的叙事，陈仓以审视的目光，犹疑地想象着动物们的未来——宛若从故事人物“我”的处境里超越，经由人看待千差万别个体生命的方式与文化意义来展开思考，现代生活中人类所致力于的日常价值取向，究竟暗示着怎样的远方。陈仓大胆遥想，“在远古的洪荒时代，或者未来某一天，海水上涨，地球被慢慢地淹没，最后能够生存下来的，不是我这样的旱鸭子，应该是这些不起眼的老鼠”。如此，动物形象被塑造为世界的丰富参照，叠加城乡关系下人类的生活、情感、文化等复杂结构的嬗变，并且时时呼应、致意中国古代有关动物的叙事传统和修辞源泉，最终凝结出文本之所以在题名中便高呼“万岁”的原始力量和精神情结。

　　倘若熟悉陈仓的创作，不难发现《动物忧伤》在陈仓写作谱系中的位置。曾在回不去的故乡和融不进的城市中徘徊生活的作家，用一系列小说作品为进城者谋求情感心理的共振：人一旦远行就难以真正复返，一经成长便只能在路上。震颤如此剧烈，饱含人的身份难局和漂泊境遇，愈发不可遏制的理性与情感冲突，持续叩问着转型中的诸多现实：进城之后如何安身立命，人的故乡之感如何获得、以何确立？诚如陈仓在这一系列小说中所专注探寻的城乡互动样态，写作范式实际已超出乡土文学命题的范畴，触摸城市文学钢筋水泥的外壳。

　　尽管，总是要在那对城市的切近渴望中来实现对乡土世界的回望，陈仓始终将内在的矛盾克制为一种双向的平衡——伫立于城乡两端的感伤情绪与忧患意识，在私语化的成长叙事中抵达普遍的生命底色。陈仓原名陈元喜，陕西商洛丹凤县塔尔坪人，母亲早逝，哥哥在长途汽车坠河时为救他而溺亡，他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另有两个已出嫁的姐姐。1998年，陈仓翻过秦岭到了西安，在杂志社任编辑记者，写小说、诗歌、散文、纪实文学；后去广州工作，2003年定居上海，在报社工作。

　　陈仓在他此前的小说中专注于呈现进城“冒险”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成长阵痛，我们借以看到个体被某种宏大的话语锤炼，看他在城市里痴迷、跌落、长大，看这种颇具代表性和现实意味的创作主题所昭示的社会生活与生命含义始终寻求的缩影与表达。而在《动物忧伤》里，读者首先知觉的是一种自然应对，同样是聚焦农家子弟进城的成长叙事，同样饱含生活的艰辛与命运的莫测，《动物忧伤》中的“我”却在爱、理解、疼惜、自立和回馈中把日子过得安静、过出日常，而且越过越好。这正源于动物形象既是“我”的珍贵回忆，“我”也从中不断吸取着某种融入的能力，从而不断融入城市、融入职场、融入家庭，使身份角色和情感关系等尖锐的议题悄然退居生命结构的终极意义之后。来自远古、乡土的质朴力量，以及自然世界这一巨大他者的丰盈观照，连同成长之路上的诸多关节，共同呼唤着人类与动物重回沟通的传统，而“我”也从中觅得校正内心的宽阔维度。

　　《动物忧伤》中，那个现在的“我”，已然成了货真价实的城里人……而这一切“实然存在”的应然性，正是“我”所怀揣的观看这世界的难得参照——动物形象的世界，既存乎远古，也近在乡土，如今也在城市，是城市文明里的精神“他乡”，是城市新故乡尚且欠缺的温润土壤。而《动物忧伤》里所采用的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的策略，连同那些似可对照的作者的真实人生，也重提着小说和散文的文体边界探讨，虚构与非虚构的技法尺度，以及文学与现实的彼此拥有。

　　（作者为青年评论家、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