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困境：仍在“阁楼”仍在“疯”

　　作者：王凯

　　《纵身一跳》是德国作家达尼艾拉·克里恩创作的一部女性小说，以多视角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五位互有交集的女性——书店店员宝拉、医生尤蒂特、作家布里达、音乐教师玛丽卡以及电影演员乔琳德——人到中年所遭遇的情感纠葛、家庭矛盾和婚姻危机。该小说一经出版便广受关注和好评。

　　德国广播电台对其赞誉道：“一如伊恩·麦克尤恩所言，人类是万事万物中物质之一种，易于毁灭却难以愈合。适用于肉体的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灵魂。达尼艾拉·克里恩在她的新小说中以难忘、痛苦、持久的笔触讲述了其中的缘由。”文学评论家丹尼斯·舒克如是评价道：“我很久没有读到过这么一部有关德国人的现实生活和爱情故事的小说了。这部小说既充满趣味又具有心理学层面的睿智。”

　　阁楼里的德国女人

　　阁楼上的疯女人形象源自《简·爱》中的伯莎·梅森。这个患有精神疾病的疯女人被罗切斯特无情地锁在了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里。1966年，多米尼加作家简·里斯在她的小说《藻海无边》中对伯莎·梅森的故事予以了重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疯女人形象。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出版了以文学中的疯女人为主题的专著《阁楼里的疯女人》，系统梳理了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中女作家笔下的疯女人形象，并指出在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隐藏着一个癫狂的影子。以伯莎·梅森为代表的疯女人形象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纵身一跳》中的五位女性显然与伯莎·梅森处在截然不同的时代。她们拥有体面的职业，自给自足的经济来源以及自由的社会环境。这些在伯莎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她们的故事里却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这个疯女人的影子。其中，宝拉的婚姻生活就发生在那令人不堪忍受的阁楼里。

　　在刻画宝拉与丈夫卢德格乏味的爱情时，克里恩巧妙地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将居住在阁楼里的宝拉及其惨淡的生活境遇用一只小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在举办婚礼的那个早晨，突然有一只小鸟飞进了他们的房间，“惊慌失措地……圈飞。它飞向玻璃窗，跌落在地，重新飞起来后，仍然找不到飞出去的路。”小鸟的惊慌和在房间中的迷失无疑象征着宝拉对这份爱情的犹疑和对婚姻生活的迷茫。它的挣扎和尖叫也预示着这段婚姻的痛苦与不幸。宝拉，就像这只找不到出口的小鸟，注定在婚姻缔造的牢笼中苦苦挣扎。

　　果然，婚后的生活由一个个孤独等待丈夫回家的夜晚组成，直至一只受伤的鸽子和死麻雀让宝拉彻底失去了憧憬自由的希望。压垮宝拉的最后一棵稻草是二女儿约翰娜的死。面对孩子的死，宝拉悲痛欲绝，而卢德格则把责任统统推到了宝拉身上。他责怪她不该给约翰娜注射疫苗。当宝拉试图从他那里寻求安慰时，他只是“僵硬地躺着……继续和她保持距离”。每天，她的内心充满了惊恐、难以入眠，她总要“吞下安眠药，把沉重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个疯女人的形象至此逐渐清晰了起来。

　　幸运的是，文策尔的出现改变了本已坠入谷底的宝拉。他在用真爱送走饱受癌症折磨的爱妻玛雅之后，与痛失女儿的宝拉走到了一起。故事的尾声，小鸟再一次登场，恰如其分地融入克里恩的叙事中：“文策尔……几乎能听出每一种鸟儿的叫声，当他听到夜莺的叫声时，他抓住她的胳膊，他们站住了。雄性夜莺的叫声发颤又急促，而且不重复，宝拉觉得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树林里倾听鸟儿鸣叫并不奇怪。”

　　后父权制语境下的女性困境

　　茱莉亚·施罗德在评论《纵身一跳》时注意到：“在这些有关丧失或走失等重要议题的背后是后父权制下的女性向自己提出的诸多重大问题，比如孩子、事业、自由、责任、自决、奉献以及……每一个决定所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什么是后父权制呢？有学者指出：“后父权制是指消除冲突、权力和压迫，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重视和平和建设，崇尚合作协调的一种制度模式。”在此基础上，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又提出了后父权制社会的概念，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高女性自身的权力、地位”。

　　女权主义自20世纪真正兴起与发扬光大以来，女性被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们的社会地位也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稳步提升、教育机会的逐步平等获得了显著的提高。然而，在构建男女平等的社会形态的过程中，同样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一方面，女性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自由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女性承受着内外交困的双重困境。随着女性被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逐渐被社会所摒弃，女性获得了更多参与社会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她们对社会的贡献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和认可。然而，女性从家庭中的解放并不意味着母亲身份和家庭责任的完全脱离。在当下，她们常常处于一种内外兼顾却又内外交困的境地。对此，《纵身一跳》借助主人公布里达的经历予以了观照。

　　布里达是一位小说家。在和葛兹相识后，甜蜜爱情的浸润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她的创作灵感。那时的她，没有家庭的负累，没有孩子的纠缠，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创作当中。与葛兹结婚生女后，布里达的生活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葛兹的大男子主义逐渐暴露了出来，“他限制布里达，削弱她的个性，……他想把她降低为家庭主妇并把自己的兴趣置于妻子的兴趣之上。”女儿的出生加剧了布里达的烦恼和夫妻间的矛盾。

　　作为作家，布里达不能接受孩子成为她生活中唯一的任务，她需要独处的时间专心写作。可现实却并不允许她拥有理想中的创作条件。尤其是二女儿温迪娜出生后，她的整个生活都充斥着“喂奶、做饭和忘却”，她深深地感到：“温迪娜来得不是时候。她的到来，像一只又大又重的利爪，把……刚喘了口气的脑袋又按压到漆黑的水面之下。”然而，作为母亲，她又难以割舍对孩子的爱恋。为了写作，布里达一度想过要丢下孩子，可一旦看见女儿们兴高采烈地从幼儿园向她跑来的瞬间，她所有的想法都失去了魅力。为了保持写作与家庭的平衡，布里达曾建议葛兹参与到对孩子的抚养当中，负起父亲应有的责任，但每次葛兹都有办法推卸责任。最终，两人的婚姻走向了终结，葛兹找到了新欢，而布里达也收获了写作的自由。

　　达尼艾拉·克里恩的《纵身一跳》既延续了女性写作的传统，又对女性当下面对的现实问题予以了敏锐的观察。她在其中提出的问题都是开放式的，也并没有给故事中五位女性角色遇到的困境给出明确的解决办法，但恰恰是这种开放性反映了女性问题共性之下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正像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各人有各人的故事，各人有各人的难题，各人也有各人的选择和出路。（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