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　丹

　　“网格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经典名著的大型丛书，因为淡绿色的底纹和金色的网格线设计，这套丛书被读者称为“网格本”。三代编委会，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网格本迄今已推出147种172本。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主办了“中原作家群聊‘网格本’”的直播活动。总台主持人张泽群，与邱华栋、冯俊科、柳建伟、李洱和梁鸿五位作家共读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青春、浪漫的起点：普希金

　　活动由濮存昕的朗诵视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开始，他在朗诵后谈道：“今天全世界都在面临着大变局，我们生活有很多难处，我们往往遇到不快，遇到误解，遇到伤害，读普希金的诗，在今天他的诗歌又是一种宽慰，是一种我们重新经历过生活之后的成长，只有这样才能呼吸，才能生命，才能往下走。”

　　据了解，网格本系列中，普希金的作品是最早译介到中国的外国文学之一，《上尉的女儿》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奥夫和上尉的女儿玛丽娅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把格里尼奥夫的个人命运与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结合在一起。

　　网格本的第一辑所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

　　作家李洱强调，普希金对于俄语和俄语文学的贡献，远远大于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现代俄罗斯人比喻式的、诗歌式的语言传统就源于普希金。李洱认为，中国的中学生大都喜欢普希金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比较简单、浪漫、纯情，”充满“浪漫的、青春的气息”，但他本人更偏爱《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诗体小说被称作“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李洱说，虽然人会越来越复杂，但总是“需要不断回到比较青涩的、浪漫的阶段，这时候你选择普希金没错”。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在十六七岁接触到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因为喜欢普希金，柳建伟了解到更多关于普希金的信息。他谈及，当第一座普希金塑像落成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参加了庆祝活动，而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柳建伟提出，如果说到各个国家的文学执牛耳者，在中国是屈原，在英国是莎士比亚，在俄国就是普希金。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第六届北京文学奖得主冯俊科对普希金的喜爱源于那句最经典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冯俊科最欣赏普希金诗意的语言，这种诗意的语言不仅运用于他的诗歌中，也运用于他的小说中。

　　在初中时代就开始写诗的邱华栋，很早就阅读了翻译家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诗歌，而且过目成诵。邱华栋虽然喜爱戈宝权先生的译本，但是他对新译本持开放态度，新的译本中，他推荐刘文飞的普希金诗歌译本，“普希金的诗歌仿佛在不同翻译家笔下获得了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也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开出新花。”邱华栋谈道。

　　个体经验在阅读中被激活

　　邱华栋谈及：“作品写的是人类普遍的经验，但是每个生命个体读书的时候唤起的是个体的经验，通过阅读我们不断赋予它生命力。”这也正是经典作品拍摄成影视作品总会有人不满意的原因。比如《安娜·卡列尼娜》，怎么拍成电影，都有一部分人不满意，觉得那不是他或她心目中那个人，每个人的个体经验都在阅读中被激活，从而与普遍的经验发生联系，所以名著阅读永远不能被一部影视作品简单化。

　　阅读让“每个生命个体跟作品发生联系，赋予它一种新的生命，同时又保持它的基本原型，我们的情感原型、人物关系原型、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生活原型，这么一代代传下来”。邱华栋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体验变化，曾经喜欢“看热闹”，比如《战争与和平》中打仗的场面，如今在其中看到了“门道”，还有一些曾经觉得敬畏的，如今觉得亲切了。

　　作家冯俊科认为，阅读同一部经典作品，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的“路子”不一样，“有的经典我看了以后觉得确实好，有些经典看了以后觉得不适应，也不必勉强去阅读。”冯俊科最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是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他认为，《静静的顿河》的写作从人物的形象，到顿河的风土人情，再到那个历史时期顿河流域人民的生活，每个层次都很丰富。

　　柳建伟提出，阅读经典涉及年龄段问题。他在十六七岁时开始广泛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最早读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年轻的时候适合读这种“提劲的”。如果一上来就看《卡拉马佐夫兄弟》《恶魔》，可能就会扎错了根，如果一上来就读暮年回顾式的作品，比如《尤利西斯》，可能火候不到。这些作品都需要“稍微成熟一点才能读”。

　　关于嘉宾们提及的《静静的顿河》，柳建伟分享，“《静静的顿河》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很多作家都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影响，包括《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生前也都几次正式讲过。”

　　邱华栋认为，对于翻译文学来说译本很重要，“网格本中的很多译本出自最好的翻译家。作家和翻译家是好的‘厨师’，我们应该做好的‘食客’。”关于经典阅读障碍，邱华栋推荐了一些方法，比如可以由近而远，不要从遥远而深奥的《神曲》读起，而是从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读起，它写的是二战期间纳粹在德国从兴起到覆灭的过程，三岁的侏儒奥斯卡不长个子了，每天敲着一个小锡鼓，实际上那是成年人的眼光，假装儿童的身体，看成年人荒诞的世界，所以它很容易被感受到，在生发了兴趣以后再进一步阅读。

　　“你会发现一代代经典之间互相都有联系，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关系，比如卡夫卡影响了福克纳，福克纳影响了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影响了莫言，这样一晃一百年过来了，他们之间全部都是有联系的。”

　　其次，我们也可以“随缘式”阅读，比如三百万字的《追忆似水年华》，邱华栋建议随手一翻，翻到哪一页就从哪一页开始读十页，因为“那部书像是巨大的花毯，一段一段的，这一段专门讲人的嫉妒，下一段讲去斯万家一路上的风景，春夏秋冬所有植物的变化，一下就是几万字。再过来是另外一个场景，一个人内心的活动，他的焦虑，他要见他的爱人，但是又害怕，在屋子里转。人类的情感在每个部分都有变化。所以我觉得它很亲切，别看它有三百万字，我们就读三千字都行。”

　　文学对现实的反作用力

　　梁鸿认为“人的晃动、社会的晃动，以及在这个晃动之中人的情感状态，这是需要作家去努力呈现的。”

　　与谈嘉宾中，梁鸿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十二年前，女性作家梁鸿以自己的故乡为蓝本，写作了《中国在梁庄》，具体而微地表现了中国的变化和中国人生活的变迁。目前正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梁鸿以连线的方式参与了活动。

　　梁鸿谈道，当初在书名中把村落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确实“太大胆了”，当时确实是“希望通过一个小的村庄折射出当代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也是希望能够体现或者描述出中国当代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以及乡村遭遇的一些基本问题”，题目确实很大，当时是想“以小见大”。对于社会整体而言，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潮流，但是作家关注的不单单是潮流本身，“同时也应当关注在大的社会潮流之下个体的命运，以及在个体命运背后整个文化的样态，以及这种文化样态对于个体的人性产生的影响”。梁鸿认为，“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的国家社会模式根本性的转变，可能特别需要作家的参与，除了制度的决定之外，作家在这样大的氛围之中，人的改变是特别重要的，应该有责任把它书写出来。”

　　李洱认为，“文学对现实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悄悄的，滋润万物式的。”李洱不否认文学可对现实产生迅速介入式的、校正式的影响，但那是在社会的大变革、大转折时期。“所以，一方面要看到文学对现实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在变革时期文学的作用有可能被突出出来。这种情况下作家首先要关注时代的变化，关注现实，另外作家要把现实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语言又能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思维，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看世界的方式、人们的观念，只要人们的观念变化了，你对时代的贡献就表现出来了。”

　　柳建伟自称“乐观派”，他相信“我们这个时代还是要产生非常多的、非常好的未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他说，时代确实对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有一些东西不会变……文学实际上是在变当中找那些恒定不变的，恒定不变的东西在里面怎么变，变与不变当中的辩证，在这中间找一种更深刻的，或者更基础性的，对于人根本的那些问题。”据他观察，文学所关注的，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中外都一样。他相信中国作家可以拉开“民族复兴”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