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贵东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电视剧《风起陇西》以恢弘的三国历史为背景，描写了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情感，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正剧史观，展现了一种“微观化亦或是细节化的历史写实”。

　　卡罗·金兹堡（Carlo Ginzburg）认为“历史本身是一种多相性且异质性的存在”，因而，不能用一种单向度的思考视域完成对宏大历史的全面解读。于是，在宏大历史中寻找一种艺术创作的可能性，便成为了《风起陇西》不同于其他三国正史剧的一大亮点。在讲述英雄辈出的三国历史时，大多数人铭记的是英雄的身影。《风起陇西》却在一种大历史观之下提出了疑问：一向行事周密的诸葛亮为何会痛失街亭，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正是带着这样的历史发问，才有了剧中再现烽火连天之下的情报组织关系网络以及人物复杂的情感。

　　在原有三国历史题材剧中并没有给出马谡失街亭的答案，《风起陇西》正是用一封假的情报为引子，拉开了不同阵营下情报部门间的较量。易中天在谈论三国的时代悲情时曾说道：“人类文明的发展，正是在这样一种善的冲突的二律背反中悲剧性的往前走。”言外之意在于，任何一段历史背后的悲剧都来自于各自一方秉持的所谓善的可能冲动。《风起陇西》的人物命运之悲也来自于各自为臣下的一种本能的善，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道义”。剧中人陈恭和荀诩，如刘备、关羽、张飞一样都是义结金兰的好兄弟，但恰是因为这层“义”的关系，让荀诩接到刺杀令后仍然对陈恭的话语深信不疑，也揭开了宏大历史之中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吏的故事。如早期三国类型剧一般，这种历史剧一旦与义字勾连，便注定了其理想主义覆灭的结局。密探“烛龙”是谁？想必在小人物多重反转的命运中，答案已经不再重要，但这注定成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写就。

　　整部剧将陈坤饰演的角色陈恭与白宇饰演的荀诩之间兄弟情义与在各方情报线游走不定的情报人员的身份刻画得栩栩如生。陈恭与荀诩二人也打破了原有谍战剧中的密探形象，没有所谓的为钱而奔袭他所，更多展现了他们在情感上的忠厚与仁义，以及在跌宕起伏的时代变革中合纵捭阖，于权谋中权衡得生存。剧中既有面对纷争中对人性的深刻披露，也有对兄弟情谊、亲人关系维系书写的展现。诚然，这种微观视域下的小人物不仅带给观众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同时也使得人物的性格层次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比如以死证自身清白的谷正，当被荀诩怀疑而质问之时，宁死也要坚定内心的信念与黑白的是非判断，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显得尤为可贵。孙令尽管往日里常表现自己柔弱的一面，但面对酷刑拷问，却依旧没有放弃内心坚定的原则。剧中女性角色身上也体现出了忠诚、炽热的一面：柳莹虽身为间谍，却保有知恩图报的温良谦逊。翟悦的间谍身份暴露，为了让陈恭完成抓捕烛龙的任务，最终选择了自杀。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将社会发展中的普通民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微观史学”获得了较大的关注度，微观化的历史建构表现了历史书写的小人物视野与普通人身份关怀。意大利历史学家卡罗·金兹堡的“微观史”考察了小人物生存与生活的面貌，形构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可以说，《风起陇西》在刻画小人物的个体生命过程中，诠释了一种勇毅的担当和自始至终的使命感，借此写出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悯与大义。

　　（作者韩贵东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