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丝语

　　杨绛先生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此乃“围城”。可正如鲁迅先生论述《红楼梦》的主题为：“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于《围城》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市井百态图，作者钱锺书的夫人看到的是婚姻的围城、事业的围城、人生的围城。而我看到的是钱锺书用他的笔为书中人物划上的那一道道若隐若现的伤痕——是方鸿渐和顺、机敏背后的怯懦与无能，是唐晓芙这个如水蜜桃般清新可人的女孩子背后的高傲与偏执，是孙柔嘉于柔顺与贤惠之下的深藏心机，是李梅亭在文学教授这一虚伪面具下的庸俗与贪财……这些生活在“围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背后的精神危机足以消解其人前的华丽外衣，从而将人们的生存困境乃至人类文明的弊端剖露于我们眼前。

　　钱锺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学者型讽刺小说家，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围城》于1946年至1947年在郑振铎、李健吾编辑的《文艺复兴》期刊上连载。并于1947年首次出版单行本。

　　因《围城》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故而被誉为“新《儒林外史》”。《围城》以当时身处精神危机中的方鸿渐的人生历程为折射点，揭露抗战期间中、上层知识界的众生相。同时，对于当时种种社会弊端、不良风气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给予尖锐地剖析、讽刺与鞭笞，并力图探求人际间的基本关系、人类的生存处境和人生的内在意蕴，给人们以思想深层次的震撼与启迪。

　　在《围城》的写作中，钱锺书从生活的细小事情入手，穿过生活的真实与平庸，掀开人生的面纱，使我们得以透过“文学世界”的小孔，窥见历史和社会的本来面貌以及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钱锺书善于用含蓄却不乏幽默讽刺的笔调揭露客观环境的无奈和人性的猥琐面，展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世界里的困顿、空虚与迷茫。他用俏皮而灵动的诙谐比喻以及深刻而精致的揶揄讽刺为我们刻画了一幅“围城”的全景图。

　　●俏皮而灵动的幽默比喻

　　《围城》的诙谐幽默，读来令人感到可笑却又发人深省。此般幽默无疑是源于钱锺书对于人情世态的精微洞察以及对于人生的超脱领悟。钱锺书在《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说笑》中这样阐释“幽默”，“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的确，在那个困闷、迷惘的时代，钱锺书实需借此来纾解忧怀。可是，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如此——“幽默诙谐”在钱锺书的笔下变成了一把深入中、上层社会各个角落的匕首，他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下，为我们参透世事人生。

　　钱锺书的文字仿佛是流动的，流淌着作者的文思与情感，流入读者的心田。它们浑然天成，却无一不深刻有力而俏皮新奇，说天道地间掺入了讽喻的机趣。譬如：“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标识。”我们一定都见过俏皮的猴子，瞧过猴子屁股，也看过猴子爬树，这些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了。可就是这些寻常的事物，到了钱锺书的笔下便被赋予了神韵而历历如画了，令读者在一览事物之全貌的同时，也不禁陷入对于人世间人情世故的沉思。

　　又如“他发现苏小姐有不少小孩子脾气，她会顽皮，会娇痴，这是仇一向没想到的。可是不知怎样，他老觉得这种小妞儿腔跟苏小姐不顶配。并非因为她年龄大了；她比鲍小姐大不了多少，并且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只能说是品格上的不相宜；譬如小猫打圈儿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看着好玩儿，而小狗也追寻过去地回头跟着那短尾巴橛乱转，说风趣减少了。”钱锺书用小猫和小狗打圈儿时的差异来比喻苏文纨的某些做派，令人讶异而不禁叫绝。此般生动而精妙的比喻令苏文纨那装真作娇、喜爱在情场上施展手段的形象昭然若揭了。如此才貌双全、知书达理却虚荣世俗、工于心计的苏小姐，终将自己编织进了婚姻的围城之中。

　　●深刻而精致的揶揄讽刺

　　《围城》作为现代讽刺艺术的精品，文字辛辣而犀利，对于人情世态的讽刺深刻而具体。譬如小说中通过幽默而热辣的语言，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症进行了揶揄讽刺，“他们精神上都患着很深的崇洋症。”譬如方鸿渐，他“从社会学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一个留洋的人竟在国外学习中国文学，真是滑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钱锺书向我们阐明了原因：“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要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学科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货的原来价值。”这段短短几行的文字，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当时国人崇洋媚外的心态，蕴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当时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批判。在那个精神病态的社会，真才实学不是人们的通行证，“洋”招牌才是出人头地的“可取之道”。不仅仅是方鸿渐，还有韩学愈、曹元朗、褚慎明之辈，皆是凭“洋”招牌来博取名利、仗势欺人。钱锺书在《围城》中，以深刻而精致的揶揄对崇洋媚外者进行了热辣的讽刺，展现了这些身处于“围城”中的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

　　至此，若是说，现代讽刺小说自鲁迅之手开创，在老舍、张天翼、沙汀手中发展并日趋成熟。那么，到了钱锺书的《围城》，讽刺艺术更是被推到一个新的高度。钱锺书在轻松、诙谐的氛围下，用幽默、讽刺、充满喜剧色彩的笔调，酝酿悲凉的小说气氛，抒写深刻的人生哲理。可以说，在西方文学史上有欧·亨利的“含泪的微笑”，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则有钱锺书的《围城》，使得无数人们在笑声中哭泣，在诙谐中沉郁。《围城》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骄人的艺术成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文学艺术殿堂中一块璀璨的瑰宝。

　　走进《围城》这座文学殿堂，对于钱锺书为我们执笔描绘的这幅栩栩如生的市井百态图，我们或走马观花，或驻足而观，抑或潜心静思。而走出文学殿堂的我们，面对现实的琐事与桎梏，又是否能因而产生看待人生的新角度呢？于我而言，或许收获最大的是关于人生的一些新认知：人生这一遭，我们或许要进进出出许多座“围城”，可正是这些“围城”、这般经历构成了我们的全部人生体验。因此，哪怕身处围城之中，我们也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握紧我们的理想，快意地生活、畅然地追梦、尽情地去爱。但愿我们都能获得走出“围城”的全部可能性。

　　●飞入寻常百姓家

　　倘若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与大众之间还存在着某些难以言说的文化距离。那么，其与影视的相汇与交织则能编成一幅幅瑰丽壮美的画卷，构成一帧帧满载记忆的画面，从而缩减其间距离。

　　据电视剧《围城》的编剧孙雄飞回忆，在电视剧《围城》开镜之时，曾经有人告诉他这样一个笑话：黄蜀芹导演请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女演员来担任《围城》中的某个角色，结果却遭到了果断的拒绝。原因很简单，她对别人说：“黄导演请我演‘围墙’，‘围墙’是什么？我不高兴！”当时听了这一笑话的孙雄飞编剧并未发笑，而是深感悲哀。他以及黄蜀芹导演悲哀于当时部分青年的浅陋，悲哀于文学艺术界的现况……而这也成为了他们改编《围城》的初衷。恰如黄蜀芹导演所说，“我们想要借助电视这一大众的媒介，让人们都知道，中国有这样一部有趣的小说。”此间种种，展现的是黄蜀芹导演、孙雄飞编剧他们对于《围城》的酷爱，更是当代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在拍完《围城》之后，黄蜀芹导演曾说：“以后人们可以像拍《红楼梦》一样拍各种版本的《围城》，可以更哲理些，或更情节些，可以更好笑些，也可以更悲哀些。反正，再怎么拍是别人的事，而我们这些人今天凑在一起，就拍我们这一个《围城》，不管以后别人怎么说，重要的是一定要自己做得尽心尽力。”而我想说，幸而有如黄蜀芹导演这样一批对待艺术潜心笃行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的蓬勃朝气、他们的察幽洞微、他们的不懈求索，使文学名著最终得以走下历史的舞台，走进寻常百姓家。可以说，1990年，由黄蜀芹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围城》的改编，实乃文学巨著与影视剧融合的一次成功实践。此番影视与文学的交相辉映，不仅令影视作品增添无穷魅力，也给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丰满羽翼！（赵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