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龚金平

　　是枝裕和的影片大都关注家庭。而且，这些“家庭”非常有意思，如果是正常血缘关系的家庭，家人之间常常存在难以言说的裂痕、疏离，甚至是背叛与伤害，如《海街日记》《比海更深》《无人知晓》；如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彼此反而有着感人的深情和长久的羁绊，如《小偷家族》《如父如子》。可能，正因为正常家庭早已千疮百孔，至亲至疏，人物才会在漂泊的状态中，异常珍惜与陌生人之间那些爱的碎片。或者，是枝裕和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亲近，契合与共鸣，绝非亲情、血缘可以维系或催化，倒是陌生人之间的相处，会因少了外在的伦理要求，而完成更为直白率真的情感交流。

　　电影《掮客》海报

　　是枝裕和显然是一个敏感犀利，但又温柔细腻的人。他洞穿了家庭关系中那些嫌隙和隔膜，尤其看到了无数中年人的人生困顿与内心颓丧，甚至感受到无数中年人因生存压力和内心无处排遣的精神负累，而疲于奔命，进而慢慢远离正常的家庭模式和生活状态，成为人生的“失轨者”。这时，中年人要么绝望地逃避，要么平和地面对。只是，这种森严又压抑的社会氛围、人物克己内敛的行为方式，深深地镶嵌在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贸然换一个时空，同一个情节还会发生吗？或者说会以日本人的方式发生吗？是枝裕和对此恐怕考虑得并不周全。

　　除了开头那几个场景在氛围营造、悬念设置方面的用心能引人入胜，《掮客》大部分时间过于平淡和苍白，处处透着是枝裕和的惯常心机和熟悉套路。在主要人物出场之后，观众基本上能猜到随后的情节走向和人物命运。虽然，我们承认每一位导演都有自己的稳定风格和恒定母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重复，或者从以前的作品中各抽一段做一个简单拼凑就可以自我致敬。

　　当然，《掮客》是有创新的。这种创新从表面来看，是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韩国，启用的也是韩国演员。我们本来有理由期待，一个日本导演会和韩国的社会气候、文化特征，韩国演员的表演方式，产生有趣的化学反应或激烈的冲撞。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新的“是枝裕和”，影片不过将导演早已驾轻就熟的创作公式搬到了另一个舞台而已。

　　影片的主要场景都放在那辆面包车以及旅馆里，这相当于将人物的生存空间与韩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有意无意的隔绝。这样，影片不用费力去捕捉或透视韩国的社会风情、伦理环境、文化心理和生存百态。人物只需处理内心的犹豫、起伏与阵痛，几乎无需操心社会关系和伦理压力。这种人物形象的空洞与苍白是可以预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影片只是勉强飘浮于韩国，却没有与韩国的生活体验、文化经验产生任何互动和勾连。

　　《掮客》用一个婴儿，串起了“掮客”相铉、东秀，以及育幼院的男孩海进，还有婴儿羽星的母亲文素英。五人同乘一辆车，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这个“家庭”的主心骨是中年失意男人相铉，他经济困窘，事业举步维艰，与妻子离婚后女儿也对他不冷不热，他只能寄希望于卖掉羽星，以获得人生的转机。但是，相铉和东秀、文素英在为羽星找买家的过程中，异常纠结。正是基于这种纠结，影片提供了一个观照人心和人性的机会。相铉和东秀无法拒绝金钱的诱惑，但又希望将自己的行为包装成一种善举，以减轻道德负罪感。至于文素英，一方面想摆脱牵挂，同时为孩子抹去不名誉的母亲的痕迹，但面对自然涌动的母爱，终又心存不舍。

　　在现实的考量与情感的非理性冲动中，烛照人物的伦理煎熬，透视人心深处的微弱光芒，这是是枝裕和影片的常规操作。毕竟，是枝裕和的影片大都属于家庭伦理片，并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只能转向开掘人物内心，以便在具体的伦理情境中，超越法律、现实秩序等方面的刚性衡量，与人类共通性的情感价值产生共振，这无疑是一种极为高明的创作策略。只是，《掮客》对于人物内心的那些犹豫、矛盾，终究表现得有些单薄和牵强，未能设置有力的刺激事件和两难处境，只是在日常化的场景中，在演员克制的表演中，渲染着人物缺少层次感的情绪波动。

　　为了体现突破性，影片在五人的旅途中，加入了侦破的类型元素，即文素英杀害了羽星的生父，正被通缉。同时，还有两位女警一路跟踪相铉一行，初衷只是为了抓获贩卖婴儿的团伙。影片有意将情节复杂化，为的是提升观影体验。但是，这两条副线（刑警通缉文素英，女警抓捕贩婴团伙）本该充满张力甚至有精彩的动作场面，但实际展开得孱弱而无力。此外，影片还加入了另一条线，即羽星生父的妻子，也想买下羽星。这种多线交织的方式，超出了是枝裕和熟悉的创作区间，使得每条线都潦草地结束了，反而令观众连几位主要人物的情感嬗变和内心转折都不甚了了。

　　影片希望在一种日常性的氛围中，揭示表面平静中的暗流涌动。为了不打破这种对日常生活粗砺质感的呈现，影片有意选择一种疏远的视角，冷冷地观察和注视，甚少干预和参与人物的生活。这种艺术处理营造了一种疏离又冷峻的气场，但其风险在于观众对人物过于陌生。正常情况下，观众需要在情节推进过程中，慢慢了解人物的前史和深层性格，但影片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敷衍，最终导致大部分人物都像是功能性的符号，没有体现其应有的情感或人性意义。尤其是两位女警，虽对情节走向有一定推进，却对主题的表达几无建树。中年女警秀珍明显有精神创伤，想通过解救羽星、抓获贩婴团伙的正义之举，完成内心的某种救赎。但观众对于秀珍知之甚少，难以窥见她的内心起伏，因而对于她的许多行为不明所以，或者无动于衷。

　　当然，《掮客》肯定有其动人之处，但在笔者看来并不是宋康昊的表演。刻画普通人的憨厚与狡黠，表现平静中的麻木与汹涌，似乎已经成了宋康昊的一种本能，并不需要太过用力，对此，观众已习以为常。倒是影片有几处场景，将人物那些微妙处的心动，不经意间的感动，传递得纤毫毕现，却又不动声色，令人心有戚戚。五人分成两个“家庭”在游乐场坐摩天轮时，天然营造了两个宁静而独立的空间，为各自的情感滋长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人物也因这个时刻变得更为温柔多情。还有东秀与文素英在火车上聊天时，影片通过火车在山洞间穿行的特点，在他们脸上制造了光线的明灭变化，反射出人物心情的起伏不定。但是，影片中这样的诗意时刻和抒情段落毕竟太少，大部分时候都因情节的摊子铺得太大，而无暇顾及这些温暖动人的情境。

　　是枝裕和在《掮客》中，想为观众讲述一个有情感力量，能带来心灵触动的故事，希望在一场“贩婴”之途中，通过彼此的相处及外界的刺激，一点点荡起人物的心灵涟漪，同时也激发观众的内心波澜，从而在一种柔软又隽永的状态中，静静地诉说着人世间那些不变的情愫和哲思。遗憾的是，因《掮客》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刻画方面的诸多缺陷，导致它诚意虽浓，但艺术感染力平平。（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