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玮

　　这本是普普通通的一天，黄文秀给家里备好了菜和水果，为电视遥控器换上新电池，她告诉父亲再过两个月一定换个“真正的沙发”，现在她急着赶回村里处理些事情。这是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中黄文秀与家人最后的温存时刻。与故事原型一样，黄文秀在返乡途中遇到泥石流，结束了年仅30岁的生命。剧中，这段人生意外被镶嵌在了一段日常叙事之中，使整部剧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英雄叙事。很多人从扶贫题材的角度讨论《大山的女儿》，而笔者想从新叙事修辞的角度来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

　　青春修辞

　　黄文秀是当代青年中的模范典型，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青春修辞是电视剧《大山的女儿》最突出的特征，这与以往文艺表达中常见的英雄叙事大不相同。“青春”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为叛逆，或与自我感受密切相关，而这些特点都与英雄叙事有着天然的错位。无论是小兵张嘎、王二小，还是赖宁、董存瑞，也无论是焦裕禄、孔繁森，还是谷文昌、廖俊波，过去的英雄主义叙事中缺少了青春的修辞，然而《大山的女儿》演奏出一首当代青年的英雄赞歌。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大学毕业后，黄文秀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毅然决然地回到广西，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把一个村变成乐园”。她出身贫寒，这让她看清了穷困的真相；她求学京城，也使她看到了知识的力量。面对贫穷，黄文秀没有低头认输，她的倔强、可爱不仅彰显了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更凸显了新时代青年的锐气、责任和担当。

　　城乡修辞

　　在诸多关于乡村的叙事中，城市一般是作为对标而存在的。可是，在《大山的女儿》中，这一存在并不十分明显。从开篇黄文秀离开北京，到片末她描绘心中的“乐园”，城市似乎都不是那个最重要的存在。在她心中，“乐园”是“让所有人从出生到长大，到慢慢老去，他们都不会因为经济而发愁”，是要让人们的观念“都现代化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身在乡村，放眼世界”，是要幼儿园、养老院、远程医疗等硬件设施都要完善起来。这一描述，超越了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的修辞。

　　片中，黄文秀曾弹着吉他唱过一首歌：“当城市的灯火都暗了，仍有光还亮着”。这束光未必来自乡村，也可能来自家庭或亲情，但无论如何都显现出一种难得的跨越城乡、指向共情的味道。与《暴风骤雨》中的萧队长相似，黄文秀也有一本日记本，详细记述了她作为“城里人”进入乡村的种种困难与意志。在这本日记和偶尔出现的画外旁白中，我们也看到了黄文秀更私人化的一面。这一面依旧不关儿女情长，还是时刻惦记着“把工作做好”的使命感。

　　文明修辞

　　黄文秀，青春、坚韧、健康、爱笑，愿意学习，善于交流，坚守理想。面对驻村的家长里短，她没有深陷于负面情绪之中，坚持弹吉他、练书法、读书、晨跑，用心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惯于困顿与自然的环境中，她倡导室内禁止吸烟、村两委成员轮流值日打扫卫生，要求车子停整齐……把现代化观念引入原生态环境的新文明修辞。

　　剧中，新文明还表现为一种新制度的有力生成。除了党建引领的“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黄文秀还多次说过：“实践证明，合作社是保障农户不再返贫的有力手段”，还以论文的形式巩固了这种实践探索的成果。《大山的女儿》详细诠释了“企业+村集体+种植户”模式，这一模式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都有实践，是中国式脱贫的重要路径。而路径上升为文明，还需要有“人”的参与。在黄文秀公正的姿态与无私的真诚下，向善的制度得以建立，困顿的视野得以打开，新的文明形态正在农村的土地上酝酿形成中。就此而论，“大山的女儿”正是以艺术化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林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