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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玮
这本是普普通通的一天,黄文秀给家里备好了菜和水果,为电视遥控器换上新电池,她告诉父亲再过两个月一定换个“真正的沙发”,现在她急着赶回村里处理些事情。这是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中黄文秀与家人最后的温存时刻。与故事原型一样,黄文秀在返乡途中遇到泥石流,结束了年仅30岁的生命。剧中,这段人生意外被镶嵌在了一段日常叙事之中,使整部剧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英雄叙事。很多人从扶贫题材的角度讨论《大山的女儿》,而笔者想从新叙事修辞的角度来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
青春修辞
黄文秀是当代青年中的模范典型,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青春修辞是电视剧《大山的女儿》最突出的特征,这与以往文艺表达中常见的英雄叙事大不相同。“青春”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为叛逆,或与自我感受密切相关,而这些特点都与英雄叙事有着天然的错位。无论是小兵张嘎、王二小,还是赖宁、董存瑞,也无论是焦裕禄、孔繁森,还是谷文昌、廖俊波,过去的英雄主义叙事中缺少了青春的修辞,然而《大山的女儿》演奏出一首当代青年的英雄赞歌。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大学毕业后,黄文秀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毅然决然地回到广西,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把一个村变成乐园”。她出身贫寒,这让她看清了穷困的真相;她求学京城,也使她看到了知识的力量。面对贫穷,黄文秀没有低头认输,她的倔强、可爱不仅彰显了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更凸显了新时代青年的锐气、责任和担当。
城乡修辞
在诸多关于乡村的叙事中,城市一般是作为对标而存在的。可是,在《大山的女儿》中,这一存在并不十分明显。从开篇黄文秀离开北京,到片末她描绘心中的“乐园”,城市似乎都不是那个最重要的存在。在她心中,“乐园”是“让所有人从出生到长大,到慢慢老去,他们都不会因为经济而发愁”,是要让人们的观念“都现代化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身在乡村,放眼世界”,是要幼儿园、养老院、远程医疗等硬件设施都要完善起来。这一描述,超越了传统城-乡二元对立的修辞。
片中,黄文秀曾弹着吉他唱过一首歌:“当城市的灯火都暗了,仍有光还亮着”。这束光未必来自乡村,也可能来自家庭或亲情,但无论如何都显现出一种难得的跨越城乡、指向共情的味道。与《暴风骤雨》中的萧队长相似,黄文秀也有一本日记本,详细记述了她作为“城里人”进入乡村的种种困难与意志。在这本日记和偶尔出现的画外旁白中,我们也看到了黄文秀更私人化的一面。这一面依旧不关儿女情长,还是时刻惦记着“把工作做好”的使命感。
文明修辞
黄文秀,青春、坚韧、健康、爱笑,愿意学习,善于交流,坚守理想。面对驻村的家长里短,她没有深陷于负面情绪之中,坚持弹吉他、练书法、读书、晨跑,用心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惯于困顿与自然的环境中,她倡导室内禁止吸烟、村两委成员轮流值日打扫卫生,要求车子停整齐……把现代化观念引入原生态环境的新文明修辞。
剧中,新文明还表现为一种新制度的有力生成。除了党建引领的“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黄文秀还多次说过:“实践证明,合作社是保障农户不再返贫的有力手段”,还以论文的形式巩固了这种实践探索的成果。《大山的女儿》详细诠释了“企业+村集体+种植户”模式,这一模式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都有实践,是中国式脱贫的重要路径。而路径上升为文明,还需要有“人”的参与。在黄文秀公正的姿态与无私的真诚下,向善的制度得以建立,困顿的视野得以打开,新的文明形态正在农村的土地上酝酿形成中。就此而论,“大山的女儿”正是以艺术化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林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