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和他留下的钥匙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鲁西奇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

　　作者：林颐

　　睡虎地秦墓群于1975年底在中国湖北省的云梦县发现和发掘，其中M11号保存完好，墓主为秦代官吏“喜”，墓葬中出土了1155枚秦代竹简，称为“睡虎地秦墓竹简”。

　　据考证，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比秦王政（秦始皇）大三岁。秦王政元年时，喜17岁，登记名籍为傅籍，成为秦的属民，服徭役，尔后历任安陆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等与刑法有关的低级官吏，他在秦王政三年、四年和十三年曾三次从军，参加过多次战斗，到过秦的几个郡县，46岁时亡于任上，亲身经历了始皇亲政到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

　　喜给自己撰写了一份年谱，并将之与关于“国家大事”的记载编在一起，形成后来被称为《编年记》或《叶书》的文献，这些简牍和喜生前阅读使用过的诸多文书放置在他的墓葬里。随葬的一部分文书题为“封诊式”，即审理各种案件的要求和公文记录格式。喜的木棺保存完好，喜的遗体特征和服饰装扮都没有被破坏，墓中还有一些金属器物、日常用品等。

　　很显然，M11号墓尤其墓中出土的竹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学家鲁西奇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喜，注意收集、阅读与他相关的材料和研究，并断断续续地写下一些札记和论文，现在，历年来的研究成果汇聚成了这部著作——《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

　　微观层面探寻历史

　　鲁西奇无意于为喜立传，或者写一部喜的个人史或生命史。他试图以M11号墓提供的丰富材料，重新拼接出一个作为人的喜，然后，以喜为中心，借助喜的遗体特征和竹简中的描述，复原秦朝的制度规则和普通人的社会生活。

　　这是一种微观史的典型写法，让我联想起一部微观史学力作——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在该书中，金茨堡试图重构一位16世纪弗留利磨坊主的思想和观念。这位磨坊主名叫多梅尼科·斯坎代拉，人们习惯叫他“梅诺基奥”。梅诺基奥因为异见遭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这些审判的记录和档案留存了下来。令金茨堡惊讶的是，梅诺基奥在审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他在回答法庭的问题时竟然可以长篇大论，详细地解释自己的宇宙观。梅诺基奥这些似是而非的知识从何而来，这个人的故事里是否隐藏了一些更加普遍的意义呢？

　　《奶酪与蛆虫》是一部“自下而上”的历史。它并不局限于复原某个人的故事，而是深度阐释了隐匿在历史深处的小人物的观念世界。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说：“正是在这种缩微的层面上，也只有在此规模上，我们才会不受缩小版的决定论的影响，一方面理解信念体系、价值体系与表象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理解社会从属关系。”鲁西奇的历史写作，与金茨堡异曲同工。他在《喜》的序言里明确说道：“这本小书，就试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结构中寻觅喜曾经存在过的踪迹，揭示这些踪迹在历史过程中的客观性以及在历史认识中的偶然性及其意义。”

　　小吏背后的秦朝世相

　　历史比较研究是《喜》经常运用的方法。鲁西奇的考证借助了“喜研究”的可靠成果，并将这些成果与睡虎地秦墓群的其他发现、秦史典籍的相关记载等进行多方比较，因此，该书的推论步步为营，扎实可信。

　　鲁西奇先从喜的遗体推断喜的身高大约为五尺七寸（约1.73米），同时与史料记载中喜的大约同时代人，如项羽、刘邦、张苍等对比，得出当时大部分成年男性的身高应当是在七尺至七尺五寸之间（1.62—1.73米）。

　　接着，鲁西奇从喜的服饰打扮转入秦朝百姓衣文化的讲述，包括做衣服、穿衣服与相关的时令风俗的规定。根据《编年记》等记载，喜应该是居住在楚国故地安陆城的某一个里，“一宇四内”共五间房屋，至少是个五口之家，包括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他们的母亲。喜还有两个弟弟，敢和遬。喜生前任县令史，即县令属下小吏，参与过“治狱”。这些案件以盗窃、抢劫为主，也有伤害和杀人案，可见基层社会的民风面貌。

　　这些基本记载配以作者的适度想象，关于喜的形象、日常生活与喜的社会关系牵连的其他人的生活，就得到了鲜活生动的呈现。在延伸的阐述中，这些以喜为本位的内容，揭示了秦朝的都市规划、各行业的劳作，百姓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家庭相处、社交网络等情况，以及喜作为基层公务员的工作概况、官员迁升、刑罚行政等内容，并且揭示了它们背后的秦朝的制度文化、风俗习惯等。作品以缜密的方式重塑了秦朝普通百姓置身其中的世界的面貌，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他们是秦法遍覆的网络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个点，而现在，“喜”作为他们的代表，逐渐走到了我们这些后人的面前。

　　由于喜把自己的年谱与国家大事结合在一起，那么，秦朝征战六国、统一天下后的社会秩序，也得到了侧面的印证。比如，喜墓所出简牍《为吏之道》中，在论及作为管理的基本规则时，特别说到要严于律己，谨言慎行，朝夕警惕，不贪财色。“以此，为人君则鬼（惠），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鲁西奇说，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也有类似内容，这说明所谓“父慈子孝”已不仅仅是社会伦理，还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思想。

　　普通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存在感

　　《喜》的内容里有很多专业材料，对考古、简牍学、文言文等有些要求，普通读者缺少这些知识的积累，阅读或有所障碍，但大致的写作思想是能领会的。因为鲁西奇并不打算把它写成学术著作，他希图完成历史学家的使命，即“在历史中发现人”。鲁西奇逐步构建的这个秦朝小吏“喜”肯定存在偏差，绝不是历史上真正的那个喜，但无妨，重要的是，我们透过鲁西奇的“喜”去认识、体会秦朝黔首的境况，察觉被宏大的历史所遮蔽的普通人的生活——一如我们的当下，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地成为时代历史的参与者或沉默的见证人。

　　这是鲁西奇一以贯之的治学思想。在2019年出版的《谁的历史》里，鲁西奇就强调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人”的立场。他认为，研究者应当立足于自觉意识的“人”的立场，从“人”的生存、欲望、认知、交往、精神等角度出发，选择并界定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中国历史”界定为“中国人的历史”。

　　这正是鲁西奇选择“喜”作为写作对象的原因。他在《喜》里开章明义“喜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拥有‘个人意识’的普通人”，并希望通过喜，给我们自己找寻在历史长河中的存在感和“意义”。

　　在鲁西奇于2015年出版的《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讲义》中，其写作宗旨也是以“人”的眼光完成历史叙述的本原。在该书中，他强调了“记忆性文字”的意义。鲁西奇说，许多书信、诗作和部分文书，在其制作过程中成为了“即时性记忆”，更多的记忆文字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或者说过程之外，通过回忆而得到梳理、记录下来的，而这些文字不期然成为了今天我们面对的诸多历史文献。阅览《喜》，这位秦朝小吏的记忆性文字，穿越两千年的时光，成为当代重要的考古发现，成为我们逡巡其中寻找古人生活的重要钥匙。

　　在《谁的历史》里，有这么一段话，可以视作鲁西奇史学观的概括。鲁西奇说：“如果我们站在‘人’的立场上，从‘人’出发，以历史上的‘人’为中心，将历史看作生命的体现，叙述并分析历史过程，那么，生存-生计-经济、交往-关系-社会、控制-权力-政治、求知-学术-思想、死亡-仪式-宗教、不从（抗拒）-革命或改良-进步等六个方面及其过程，就应当是历史叙述与分析的主要内容。这就是‘人为本位的历史学’最基本的内涵。”

　　由此观之，《喜》正是鲁西奇历史观的一次实践写作。鲁西奇以“喜”这个上好的样本，凭借自己多年的史学认知和学术水准，完成了一次直观的、成功的演绎。（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