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 葛永海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者：曾礼军

　　葛永海教授的《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是其继《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之后的另一部关于城市话题的文学研究著作，两书互为姊妹篇。与此前侧重于文学与城市关系的历史演变梳理不同，本书更侧重于探究中国城市叙事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及现代转型的文化特点，呈现出史与论之结合、宏与微之相济、古与今之贯通以及文与地之复合的研究思维和写作特点。

　　新作对中国城市叙事研究有着诸多的学术创新，最为突出的是在古今小说文本研究的基础上，融通文学地理学、中国传统城市知识和西方城市学理论，探究和分析了中国城市叙事的内在机制与文化思维。具体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城市”为何能够“叙事”？二是“叙事”如何书写“城市”？三是“城市叙事”有何意义？

　　本书最为重要的关键词是“城市叙事”，作者认为城市叙事是指“发生在城市空间中、带有城市属性的故事情节的叙事内容或段落”，因此“城市叙事的本质是一种空间叙事”，并进一步指出作为文学叙事的城市空间主要包括物质空间、人文空间和记忆空间三个层面。物质空间是城市叙事的第一重空间，是“作为实体的各类建筑，包括衙门、寺庙、街道、商铺、宅院等”；人文空间是城市叙事的第二重空间，“既可能是历史的、民俗的，也可能是商业的、贸易的”；记忆空间是城市叙事的第三重空间，是作家对物质空间和人文空间展开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重构，“既可能是宏大的历史叙事，也可能是个人化的生活记忆”。物质空间和人文空间是未进行文学叙事前就已经存在的客观空间，记忆空间是通过文学叙事而重构的主观空间，前两者是城市叙事的客观基础，后者是城市叙事的主观创造。当然，三重空间作为城市叙事中的空间又不是截然分开的，物质空间的独特性和人文空间的标志性必须有主观叙事得以确认，而记忆空间的主观情感又必须依附于具体的客观空间之上。

　　城市作为文学叙事的对象，既与历史客观的城市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又有着文学的审美选择，作者从城市叙事角度对中国城市的历史演变规律、人文活动特征和文化记忆内涵有着独特的理论探究和深度揭示。

　　“城市叙事”除了城市属性外，更在于“叙事”的文学内涵和文化指向，所以作者将“城市叙事”与“城市书写”“城市文学”进行了区分。“城市书写”是普泛意义的城市内涵表达，“城市文学”是工业文明后特定的文学类型，而“城市叙事”则是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文学表达。作者对于城市叙事的文体特点、文学内涵、历史演变和地域个性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理论探究，总结了“叙事”书写“城市”的学理内涵。

　　首先是总结了城市叙事的文体特点。广义的城市叙事包容了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可以是小说、散文、戏剧，也可以是诗、词、曲、赋，但就城市与人的关系之表达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显然小说是城市叙事最为重要的文体样式，尤其是宋代白话小说的兴起，更是推动了城市叙事的兴盛和繁荣，白话小说“成为城市叙事中最具表现力和影响力的核心文体形式”。这与宋代城市变革和语言文化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宋代城市变革推动了市民阶层及其商业娱乐文化的勃兴，另一方面佛教东传及佛经翻译推动了与口语相一致的白话语言在社会层面的广泛运用，白话小说不仅满足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而且对表达城市与人的关系更具张力。

　　其次是归纳了城市叙事的文学内涵。“城市叙事”的内涵是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作者认为城市叙事的文学内涵至少应该具有三种维度：作为情节背景的存在，城市乃是故事的发生地，比如《李娃传》等唐传奇中的长安叙事；作为叙事结构的存在，城市作为文本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互动性效果，比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杭州叙事，城市与故事彼此缠绕，相互映照；作为文化想象的存在，城市在这样的文本中已经超乎了一个地域文化的表象，而成为象征的存在，比如《红楼梦》中的金陵叙事。城市叙事的文学内涵正是城市与文学关系的主要体现。

　　作者随后揭示了城市叙事的历史演变。他从古今贯通的历史视野探讨了中国城市叙事的演变格局，即宋前是雍容典雅的“都城圣叹”，宋代是俚俗活泼的“市井俗调”，明清是世情百态的“城镇和声”，近代则是中西混杂、正乐异声交相和鸣的“都市变奏”。

　　最后作者分析了城市叙事的地域个性，认为城市具有地域属性，城市叙事也就有了地域个性。如近代上海城市叙事呈现出浓厚的都市风情，这与近代上海通商口岸地理、西方商业资本输入、近代报刊出版兴起和江南人才涌入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古代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社会，但城市叙事却是小说的重要文学形态，作者对城市叙事的文化意义有着重要揭示，包括家国情怀之题旨、地域文化之意蕴、价值冲突之形式等。因此，城市叙事的文化意义，“既关乎时间，又关乎空间，更关乎人性。”（曾礼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