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诗原

　　词是军歌的“魂”。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而言，这个魂不是别的，就是那永远不变的“军魂”——“党指挥枪”。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歌曲几乎都是填词歌曲。红军中没有专业作曲家，或许因为选用旧曲（尤其是革命根据地民歌）更能为广大官兵及根据地民众所喜闻乐见，故选曲填词成为红军歌曲的主要创作方式。这就使得填词者成为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歌咏活动的“中心”，一开始就从客观上确立了词作家在我军歌曲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但红军中的这些填词者也非职业词作家，而大多是红军宣传工作者，甚至是部队各级政治主官，下至连指导员，上至军师一级的政治委员。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何长工，中央苏区的李伯钊、沙可夫，长征中的彭加伦、陆定一，作为红军中的知识分子，都是选曲填词的能手，他们的词作在服务军事斗争的政治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8年6月，红四军取得七溪岭、龙源口战斗胜利后，时任红28团党代表的何长工就曾接受毛泽东布置的任务，编写了一首《劝白军士兵歌》，并使其在教育改造俘虏的政治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即便在长征中，这些编歌者也十分活跃。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到达道县时，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彭加伦就编写了一首《反攻胜利歌》，歌唱突破四道封锁线的胜利；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他又填写了《渡金沙江胜利歌》；1935年7月16日，红军左路军主力攻占毛儿盖，接着开始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休整，彭加伦编了《战斗鼓动歌》和《提高红军纪律歌》；1935年9月22日毛泽东在甘南哈达铺决定到“到陕北去”，他又填写了《到陕北去》。毛泽东为此亲切地称他“加伦将军”。还是在长征中，1935年7月初红军过黑水芦花地区时遭遇敌马步芳部骑兵，陆定一、李伯钊就编写了一首类似条令的《打骑兵歌》。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与时任红军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的贾拓夫还用《孟姜女》音调填写了一首“十二月歌”《长征歌》，官兵们边走边唱，成为长征路上的“长征组歌”。

　　在红军其他战斗序列及其根据地，这种选曲填词的编歌者也不少。其中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坚守鄂豫皖的红25军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他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填词者。这首依照冯玉祥部《民主立宪歌》编写的纪律歌曲，从1934年秋红25军长征出发前开始编写，直至1935年9月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取得劳山战役胜利后才得以完成，可谓在马背上写成的军歌。但就是这首九字句歌词，充分表达出了我军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色，成为我军的标识性歌曲。红军歌曲的歌词都很直白，不是明确表达战略决策，就是直接宣讲纪律条令，多为“分节歌”，难有修辞和诗意，但始终服务于我党领导的武装割据、政权建设、土地革命，体现出了我党独立高举土地革命旗帜的坚强意志。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经受考验的诗人、词作家和知识分子到达延安及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之中一些还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于是，八路军、新四军中有了较为专业的词作家，其词作的艺术性也大为加强。这在《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生产大合唱》（塞克词）、《延安颂》（莫耶词）、《八路军大合唱》（公木词）、《跟着共产党走》（沙洪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曹火星词）等经典声乐作品中即可窥见一斑。这些歌词立意高、诗意浓，构思隽永，寓理于情，给予作曲家以极大的创作灵感。

　　在这些作品中，女诗人莫耶的《延安颂》作为一首不朽的词作，其中那段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不同于首尾的表达，就使作曲家郑律成谱写出了一个类似进行曲的中段，进而使这首歌曲体现出抒情性与战斗性的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使中国歌坛从此有了“军旅抒情歌曲”这一体裁及其不同于一般抒情歌曲的审美品格。正是诗人公木那长短不齐、律动感强的句式结构，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首歌显得不同凡响，尤其那“向前，向前，向前”的重复，使作曲家谱写出了那个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号角式首句。还有，也正是光未然那两句一组且每组字数不等、类似“句句双”的句式，使《保卫黄河》呈现出“金橄榄”式的结构形态。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歌曲的词风又有了新的变化。此时的词作家大多是人民军队自己培养出来的军旅诗人，他们的歌词不像《保卫黄河》《八路军进行曲》那样立意高远、抽象概括，以我军整体形象为着眼点，而更关注战斗生活。一些歌曲，如《打》《打打打》《打得好》《说打就打》《坚决打他不留情》《跑得凶就打得好》，都突出了一个“打”字，甚至“打”字当头，干脆利落，掷地有声，散发出特有的火药味，表现出了人民解放军从自卫到反攻、誓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和勇气以及英勇顽强、敢打必胜的英雄气质。一些歌曲着眼于一场战斗、一个人物，更贴近战斗生活，并力图从战斗生活中捕捉创作灵感，通过整体的把握和艺术创造，将战斗性升华为战斗精神，进而表达出一种特有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其中，《战斗进行曲》（韩塞词，佩之曲）就是一个范例。其歌词就像是一首“枪杆诗”，其中的“擦”“背”“挎”三字生动传神，把我军战士自豪、乐观、风趣、幽默的精神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三个动词，启发作曲家在强拍上突出这三个字，进而音乐具有跳跃性，并将战士们坚定有力、虎虎生风的形象刻画出来了。

　　总之，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歌曲的歌词突出了战斗精神的表达，并展现出一种“融战斗性、民族性、大众性、时代性为一体”的词风。这种词风也成为和平年代我军歌曲歌词的基本风格。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歌曲的歌词，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的见证。

　　进入和平年代，军歌词风不断变化，歌词创作队伍也不断壮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魏风、阎肃、刘薇、洪源、张永枚、张士燮、魏宝贵、陈克正、向彤、郑南、石祥等一批军旅词作家脱颖而出，他们的创作贴近部队生活，在语言和风格上显露出新的时代特征，他们的歌词讴歌中国共产党、讴歌新中国、讴歌社会主义、塑造军队形象、表现军人风采、抒发军旅情怀、赞颂英模人物、表达鱼水之情、促进民族团结、助力生产建设，体现出强烈的“军魂”意识。

　　一些歌词，如《祖国万岁》（魏风词）、《北京颂歌》（洪源词）、《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郑南词），大气磅礴且充满诗意；一些歌词，如《我爱祖国的蓝天》（阎肃词）、《人民军队忠于党》（张永枚词），质朴自然，并采用问答形式直奔主题，散发出浓郁的部队气息；一些歌词，如《我和班长》（郑南词）、《库尔班大叔您上哪》（陈克正词）、《老房东“查铺”》（刘薇词），长于叙事，旨在塑造典型人物形象，语言生动质朴，情趣盎然。这一时期，一大批部队业余词作者脱颖而出，如《我是一个兵》《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打靶归来》《三八作风歌》《真像一对亲兄弟》等著名的军旅歌曲，其歌词都出自业余词作者之手，但那种“枪杆诗”风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瞿琮、胡宏伟、李幼容、陈克正、高峻、晨枫、马金星、石祥、陈奎及、王晓岭、贺东久、甲丁、石顺义、韩静霆、刘世新、雷鸣、屈塬、赵大鸣、赵思恩、任毅、李峰等军旅词作家，留下了一大批堪称经典的词作。例如，《我爱你中国》（瞿琮词）、《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十五的月亮》（石祥词）、《说句心里话》（石顺义词）、《边关军魂》（贺东久词）、《当兵的人》（王晓岭词）、《天路》（屈塬词）、《你是我的父母我是你的兵》（赵大鸣词），或富于激情，或饱含亲情，或充满诗意，或再现生活，呈现出歌词创作手法的多样化，并以颂扬当代革命军人牺牲奉献精神为主要内涵。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陈道斌、李劲等一批新一代军旅词作家脱颖而出；王晓岭等老一代词作家也推出了以《强军战歌》《我们从古田再出发》为代表的新时代歌词，使新时代军歌更鲜明地提出“党指挥枪”的“军魂”意识，吹响了新时代人民军队改革强军、政治建军的号角。

　　95年来，军歌歌词具有鲜明的思想主题，或塑造我军光辉形象，或反映我军光辉历程，都与我军所执行的政治任务、所开展的军事斗争密切相关。军队与党之间“党指挥枪”的隶属关系、军队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血肉关系、军队与人民之间情同手足的鱼水关系，也是军歌歌词力图表现的内容。军歌歌词旨在表现我军作为正义之师、威武之师的精神、力量和意志，表达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坚定信念，叙说近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回顾95年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展示军人风采，抒发军旅情怀，颂扬军民关系，体现出题材内容的丰富性。但思想主题最终就是一个，那就是“人民军队忠于党”，并永远保持“党指挥枪”的“军魂”。这也就是我军歌曲歌词永远不变的“魂”。

　　八一军旗高高飘扬，人民军队节节胜利。歌声中出战斗力，愿军歌永远嘹亮，愿人民军队永远“向前，向前，向前”。

　　（作者系《音乐艺术》副主编、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