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祎雯

　　不久前热播的古装剧《梦华录》中，《夜宴图》成为贯穿全剧的线索，多方力量角逐的焦点。剧中这幅图是虚构的，但类似的画作《韩熙载夜宴图》却真实存在过，至今流传。一幅画作，为何有如此之大的魔力？究竟是何种画作，能记录过往，作为证据？这类作品就是本期“艺术”聚焦的“叙事画”。

　　在没有相机、视频的年代，画作曾经起着记录当下的重要作用，因此有“以图证史”“图史相证”的说法。事实上，“叙事画”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传统中国画通常被分为人物、山水和花鸟三大门类。在人物画中，有一类描绘某些故事或系列事件，通常被称为“叙事画”，因为以人物或者历史事件题材居多，也被称为“人物故事画”或“历史故事画”。这类画作体现了中国绘画“成教化，助人伦”的功效，根据不同的画面内容，其绘画功能还可以分为这样五类：道德伦理教化、宗教精神传达、政治寓意阐释、个人志向明示和记录现实情景。

　　叙事画是中国传统绘画史中一个特别的存在。与重个人风格，内心性情抒发的山水、花鸟画不同，这类画作并非以画家为中心，而是以作品内容为中心，有些画作甚至没有留下作者姓名；与注重形神兼备的人物肖像画相比，这类画作的人物通常略小，画作构思方面更注重为作品内容服务。

　　梳理叙事画，打破了以画家、画派、文人画等为主线的主流中国绘画史书写方式，而以传世作品为主体书写画史，从而串联起一些被忽视的作品，形成了新的研究线索和系统。

　　魏晋南北朝叙事画：成教化，助人伦

　　中国画的叙事传统由来已久，溯其根源最晚可至汉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型帛画。此铭旌本身两端系有丝带以悬挂，具有招魂作用，画作分天庭、人间、幽冥三部分，描绘墓主人灵魂升天之意。再有，现存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有“荆轲刺秦王”题材的描绘，这类画作也有明确的叙事意图。早期叙事画是单幅画面叙述一个故事、单个情节，即艺术家选取故事中最戏剧化、最高潮的场景表现出来，如《荆轲刺秦王》画像石就描绘了荆轲“图穷匕现”，割断秦王衣袖，匕首飞刺到柱子上，秦王大惊逃走的一瞬间。

　　魏晋南北朝是叙事画发展的形成阶段，视觉模式由“单个情节叙述”逐渐转变为多幅场景或情节来表现一个故事的发生发展，较为详细地呈现故事情节。在这一时期，人物画先于山水画、花鸟画成熟起来，这与这一时期绘画“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的功能有关，为当时的政治宗教服务是魏晋时期绘画的一个重要特点。画史中记载了曹仲达、田僧亮、戴违、杨子华等诸位大家，其中以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成就最高。这一时期的存世作品较少，有些还是后人的摹本，如杨子华《北齐校书图》为宋代摹本，再比如传为顾皑之绘的《洛神赋图》共有三种，分藏辽宁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尽管如此，从这些画作中还是可以窥见这一时期的叙事画风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英博物馆藏的《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是顾恺之根据张华（232-300）《女史箴》全文所作的图像。画作借历代贤妃的德行劝谏西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遵守妇德，“女史”在秦汉时期为宫廷女官的别称，“箴”，有规劝、劝诫之意。此文在当时广为流传，被称为“苦口陈箴，庄言警世”。

　　大英博物馆藏本是现存最早的绢本叙事画作。原文有十二段，画作现存九段，也可以称为九个故事，分别是：冯媛当熊、班姬辞辇、世事盛衰、修容饰性、同衾以疑、微言荣辱、专宠渎欢、靖恭自思、女史司箴。另遗失前三段，分别是：开宗明义、樊姬感庄、卫女忘音。

　　画卷以横卷结构自右向左展开，以题跋作为分隔，每段相对独立，如第四节题“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性之不饰，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图绘两位仕女席地而坐对镜梳妆，左侧女子身下有席，身旁拜访梳妆盒及镜子，身后还有一位侍女帮其梳理长发。此段表现“人咸知修其容”，未体现“饰其性”，用反讽法来规劝女子比“修容”更重要的是“饰性”。

　　另外，敦煌魏晋时期的壁画为宗教内容早期叙事画的代表，这类宗教故事早期应该是口口相传的，后作为佛教故事的视觉传播材料。这些叙事画有些描绘了释迦牟尼的经历，可以称为“佛传故事”，如北周290窟壁画；也有些是本生故事，如莫高窟257窟《鹿王本生图》；还有佛陀度化众生的“因缘故事”，如西魏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图》就是这方面的实例。北魏所绘的《鹿王本生图》，也就是民间所谓的“九色鹿”的故事，是敦煌莫高窟保存最为完整、最完美的连环画和最具代表性的壁画之一。它描绘了释迦牟尼的前生——九色鹿王，他救了一个落水即将淹死的人后却被此人出卖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叙事画已经初具规模，无论是单幅还是连环画式分段叙述方式已经形成，人物画法逐渐成熟，也开始注重形神兼备，但山川树石画法相对古朴幼稚，即“人大于山，水不容泛”。

　　隋唐五代时期叙事画：政治寓意阐发

　　隋唐五代是叙事画发展的成熟期。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这一时期的人物画在以形写神基础上注重写实性，叙事画也随之成熟，出现了阎立本《步辇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等重要人物画家的代表作品。五代纷争并未阻止艺术的发展，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等绘制了堪称典范的叙事画作品。

　　《步辇图》为初唐杰出人物画家阎立本所作，此作反映了唐初重要历史事件，绘唐太宗李世民坐于步辇之上会见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形，周围有典礼官、翻译官及宫女等陪同，后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王松赞干布通婚联姻，画作为歌颂古代汉、藏民族友好交往的作品。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局部

　　阎立本的画作多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张萱画作则多描绘贵族女子的生活情景及细节，如《虢国夫人游春图》就记录了天宝十一年（752）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姐妹虢国夫人及眷从盛装出游的情形，《捣练图》表现女子们捣练缝衣的工作场面，从左至右将捣练、络线、熨平、缝制等场景并于一卷优雅呈现出来。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以图绘形式再现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夜宴宾客的情景，全卷分为五个场景，即琵琶演奏、击鼓伴舞、画屏小憩、玉人清吹、夜阑余兴，每段以屏风作场景分割。

　　上述画作均以工笔重彩形式呈现，都是真实情景的艺术再现，当然，也有艺术加工成分在。例如《步辇图》采取了夸大主要人物来突出主题，即唐玄宗比使者和大臣形象都要高大，主次人物一目了然；《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则描绘人物生动，且组合富有韵律，并通过衣着纹饰、环境来烘托并渲染画面气氛，创立了较为典范的唐代仕女画风。

　　《韩熙载夜宴图》在前人基础上，更加注重人物神情刻画，把韩熙载超脱不羁、沉郁寡欢、和尚尴尬回避及不同人物的内心淋漓呈现，人物较多却组织有序，巧妙运用家具作为分割，这种方式组织画面更加高明、有效。

　　另外，敦煌的佛教史迹画，如《张骞出使西域图》《张议潮出行图》，也开始注重描绘佛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佛教圣地和灵应的故事，甚至有些故事是可以和事迹文献作为应证。

　　隋唐五代时期的叙事画技法更加成熟，人物刻画较前代更为写实、造型姿态多样，通过服饰、动作、神情、环境等来体现人物身份、地位，更加有效的来表达要叙述的事件及情境，组织画面的方式也更加高明有效，图绘叙事的功能进一步加强。

　　宋元时期叙事画：多姿多彩的顶峰

　　宋元之际，画家队伍扩大，绘画技法多元，除了工笔重彩，还有白描、减笔画等，叙事画不再拘泥于表现单个或者几个人物，而开始用众多人物烘托场景，叙事画也不仅局限于人物题材，其发展进入高峰时期。

　　《清明上河图》为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存世孤品，也是最为知名的风俗画之一。它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清明时节汴河及两岸风光，采取鸟瞰角度和散点式构图，将800余位人物组织在市郊、虹桥附近及繁华市区三段中，疏密得当，节奏分明，结构严谨，单个人物虽小，但却衣着、神情、姿态生动，画法工细灵活，真实呈现了宋代城市繁华面貌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可谓叙事画到达高峰时期的代表作。这幅画作还被当成经典图像，被历代所追摹，最经典的就是明代仇英本和清乾隆时期宫廷画师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合绘画。

　　南宋承接前代余续，由于其偏安一隅，文官政治发达，豪放派词风盛行，注重政治寓意的阐发也成为这一时期叙事画的特点，如《中兴瑞应图》《晋文公复国图》《诗经图》《采薇图》《文姬归汉》等。

　　《中兴瑞应图》卷为南宋画家萧照绘制，由十二段叙事性画面颂扬高宗顺应天命，继承大统的“中兴”主题，对南宋统治者的意义非同寻常。《晋文公复国图》卷传为李唐据《左传》所绘，描绘了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逃亡宋、郑、楚、秦等国，后光复晋国的故事。此作以连环画形式，成为“王朝复兴”这一题材的典范作品，也暗喻南宋高宗赵构复兴宋室的决心。李唐的《采薇图》借《史记》记载的商末贵族伯夷、叔齐以食周粟为耻，采薇充饥，最后饿死的故事，表现了反对投降的气节。

　　《诗经图》系列也是来源于文学作品，宋高宗和孝宗书《诗经》三百首，马和之奉旨绘图。《诗经》及其注疏为儒家经典文本，受到历代帝王重视，南宋帝王组织绘制此图，一方面是重视儒家经典教义，另一方面，高宗通过此对孝宗传达某些政治上的期待。值得一提的是，此卷将“写意”画法引入了叙事画中，改变了工笔、白描画风一统叙事画的面貌。

　　元代开始出现了花鸟题材的叙事画作。大英博物馆藏的元代谢楚芳《乾坤生意图》就是一幅工笔花鸟叙事画。此卷是元代画家谢楚芳绘制于元至治元年(1321)，以工笔方式绘制的小虫营食为主题的画作。画作可分六个部分，每一组皆以数丛花草相互交错为中心、多种小动物穿梭其中。画卷看似生机勃勃、田园逸趣，实则描绘的是动物为生存而绞杀捕猎的场景，并借此比拟世事。后有多人题跋，以元人居多，由此可观元代文人心境。此图流传有序，绘制精良，代表了元代工笔花鸟写实画风的较高水平，也是承袭宋画写实画风的典范之作。元代以人物为主题的叙事画中，以任仁发《张果老见明皇》最为杰出。图绘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及其弟子谒见唐玄宗李隆基的故事，画作抓住了张果老在唐明皇前施法术的一瞬间进行描绘。此作以盛唐为背景，人物表情生动，寄托了元代江南文人对唐宋以来文化的认同及复古。

　　北宋出现了众多人物众多情节的较为复杂的视觉化模式，将多个情节呈现在单个画幅中，即单幅多场景叙事，大约可类比于文学叙事中的综述。而南宋时期叙事画多为将文学图像化的政治宣传画，充满了王朝光复、治理国家的政治抱负。叙事画技法也开始多样化，除了工笔还有白描、写意。元代更是出现了花鸟为主的叙事画，进一步扩充了叙事画的内容，并且这一时期的画作也体现出少数民族统治下画家的矛盾心态。

　　明清时期叙事画：宫廷民间的分野

　　明清以降，叙事画开始更多的服务现实，记录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战争场景、名人事迹、行乐雅集等场景。在绘画技法、审美趣味、题材内容等方面，也开始出现宫廷与民间的分野，宫廷叙事画注重绘制影响国家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民间尤其是文人则倾向于雅集题材，用于记录文人交往，抒发个人志向与逸趣等。

　　首先是记录重要历史事件、表现国家宏大叙事、宫廷生活类作品。这类作品创作主体通常是宫廷画师，以往的美术史中提及较少，却是极为有特色的明清叙事画，明代有《抗倭图》《平番得胜图》《南都繁会图》《宣宗行乐图》等，清代有《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图》《姑苏繁华图》等。

　　《抗倭图》以手卷的形式呈现了倭寇入侵、百姓避难、水面交战及献俘报捷的情形，是集纪功与记事为一体的叙事画。借抗击倭寇成功这一历史事件，来彰显明朝强大的军事实力。事实上，任何朝代，军事实力都是核心竞争力，清代《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平定西域献俘礼图》《平定准噶尔图》等都是这类作品表现国家宏大历史的叙事画，同时也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起到了军事震慑作用。

明代仇英《倭寇图卷》局部

　　帝王巡幸图像的绘制是清代一类值得注意的特色，虽描绘的是帝王出行情景，但也是属于国家重要事件类叙事画。清代帝王推行“巡守之治”，因此帝王出行堪称历代之最。《康熙南巡图》的创制，奠定了这类图像的蓝图，《乾隆南巡图》十二卷依此所作。此图绘制了乾隆帝第一次巡幸江南的情形，其仿效康熙皇帝南巡旧例，从北京出发，经德州，渡黄河，顺运河南下，行经镇江、苏州、嘉兴、杭州及绍兴等市，记录了乾隆皇帝南巡期间省方问俗、察吏安民、视察河工、检阅师旅、祭祀禹庙和游览湖山名胜的情景。

　　除却宫廷，民间画作也有对于乾隆南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万笏朝天图》。此图用瓷青纸及金色所绘，相比《乾隆南巡图》更加金碧辉煌，取乾隆帝南巡前，苏州民众迎驾的情形。由于皇帝画像是不可以随意被描绘的，因此，这幅画作中用一顶黄伞盖来示意皇帝。事实上，在描绘《乾隆南巡图》前，画师徐扬曾绘制过《姑苏繁华图》，描绘了清代苏州繁华盛景。此可以看作是《清明上河图》这类风俗画传统在明清仍有延续，而明代则以《南都繁会图》为代表。《南都繁会图》展现了明代故都南京秦淮河两岸商业兴盛、人口繁密、生活富庶的市井画面。

　　与此同时，“杏园雅集”“兰亭雅集”“兰亭修契”等这类描绘文人雅集场景的图像也在明清文人中逐渐兴起。《杏园雅集图》是明代画家谢环所绘，以写实手法再现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九位内阁大臣在杨荣府邸杏园聚会的历史情景。明清文人热衷诗文活动，并会把与会的人一一绘出作为纪念，并把大家唱和的诗文作为跋尾装裱于画后。

　　文徵明绘的《兰亭修契图》则表现了广为流传的文坛佳话“兰亭修禊”，可从中窥见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中的景象——崇山峻岭，曲水流觞间文士雅士，或坐或卧，观景饮酒，潜心构思。

　　另外，明清时期也有据文学作品成图的，如明代画家杜堇绘《古贤诗意图》以选取古人诗篇书写后，按其诗意而作，兼工带写，较为有时代特色。明代《西游记图册》及清代《水浒图卷》《大观园图横幅》《聊斋图说图册》则是根据四大名著所描绘的图册或者手卷，将文学作品视觉化呈现。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人物画不及山水画、花鸟画兴盛，叙事画也有所衰落，但相比宋元，这个时期的叙事画题材、规模更加宏大，出现了十几卷同时反映一个主题的叙事画系列，叙事画册页也盛行起来，这些册页中有的取材于明清小说，极具时代特色。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叙事画肖像画也没有严格界定，如“苏武牧羊”这一题材就在任伯年笔下变成了以人物肖像为主体的画作，来抒发个人志向。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