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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华章:中国蚕桑丝织的文化经纬

来源:文汇报2022-08-04 10:12

  作者:方云

  甲骨文中与“丝”相关的“桑、蚕、帛、束”等多达百余字,且中国古代丝织物类目繁多,如罗、纹、绮、锦、绣等。《诗经·小雅·巷伯》中出现的“贝锦”,郑玄注为“犹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锦文。”五色斑斓的锦,以彩色丝线织成,需要先进的织机与技法,自出现后便被视为贵重的高级织物。战国时“锦”“绣”二字常连称,以代表最美丽的织物,后成为“美丽、美好”的象征,如锦绣文章。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此后“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于2014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最具开放性和世界影响力的文化遗产之一。中国丝绸随丝路贸易的流动,成为闻名世界的文化标志符号。2009年,“中国蚕桑丝织技艺”成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一项线性世界文化遗产与一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开启了东西方文明交流赓续的新篇章。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的中国蚕桑丝织传统技艺,不仅包括杭罗、缂丝、蜀锦、宋锦等织造技艺,还包括轧蚕花、扫蚕花地等一系列生产习俗,突破了传统手工技艺与知识的范畴,渗透至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民间信仰、文学与口头传统、节日庆典、民俗仪礼以及民间艺术等等。知识、技艺与蚕桑文化空间共同形塑了中国丝绸遗产的完整结构,丰饶的蚕桑丝织文化成为遗产保护中最具深层意涵的重要部分。

南京云锦明代龙袍。南京云锦博物馆藏

  桑蚕神话充分展现中国先民瑰丽而浪漫的想象,为此后文学、艺术、民俗等发生发展,提供了丰沛的创造源泉

  蚕桑丝织文化对中国社会运行的深层结构与东方思维影响深远。从中国浩瀚的典籍与图像中,可以溯源“祀奉先蚕”的国家礼制,审读“务农课桑”的道德规训,更为可贵的是流传于世的蚕桑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以口口相传的鲜活形式建构出一座口头资源的宝库。有关桑蚕神话主要体现为这样两种:

  一是桑树神话。上古时期,桑林不仅是蚕桑的生产场所,也是进行“祈雨求子”等巫术活动的圣地,桑树故又被称为“生命树”。先民从桑树中生发出了“扶桑”“空桑”“帝女桑”等神话概念,认为通过桑树的灵媒能与天神沟通,得到神灵的恩赐或圣贤先哲的指引。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说文解字》也指出“扶桑神木,日所出。”将“日出扶桑”和“十日神话”紧密相连。“桑林祈雨”说的是“汤之时,七年大旱,汤乃以身祷雨于桑林。”商汤王以身祈雨的仁德感动了上天故而降下甘霖,此传说先后见于先秦诸子,如《墨子·兼爱》《荀子·大略》《淮南子·主术》《论衡·感虚》等。

  “空桑”的传说故事则与三位历史贤哲相关,他们分别是上古时期的顓顼、商朝宰相伊尹和春秋战国的孔子。《吕氏春秋·古乐篇》记:“帝顓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吕氏春秋·本味篇》述:“有莘氏女子釆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春秋讳·春秋演孔图》云:“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

  “帝女桑”的神话最早见于《山海经·中山经》:“又东五十五里,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叶大尺余,赤理黄华青拊,名曰帝女之桑。”说的是南方赤帝的女儿修道成仙,在南洋崿山的桑树上作巢不肯下树,赤帝爱女心切,放火烧了桑树,而女儿也随之升天的神话故事。

  二是蚕虫神话。流传甚广的“马皮蚕女”民间故事由“蚕马神话”演化而来,最早可溯至《山海经·海外北经》:“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这里欧丝女子尚是蚕神的雏形;到了战国时期荀子的《赋篇》中,则记有“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此时的蚕女已与马形联系在了一起。

  日本延历寺沙门安然在《悉昙藏》中描写道,南天竺国之境内有马国,当地人声音、样貌都酷似马匹,“马鸣菩萨”曾经化身为蚕虫现身该国“自口出丝令人作衣”。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女化蚕》完整讲述了“马皮蚕女”的故事:“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到了宋人戴埴的《鼠璞》中“蚕马同本”条目引述了《搜神记》故事,并指出民间蚕神“马头娘”与“马鸣菩萨”在情节与文本上已融合在了一起。

  中国地方性的蚕神祭祀多轨并行且具有典型的地域色彩。蜀地祭祀的蚕神是蚕丛氏、青衣神。蚕丛,文献载其为古代蜀王,传说他曾服青衣教人蚕桑,肇兴蚕织,死后被尊为青衣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载:“传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常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乡人感其德,因为立祠祀之。”

  中国的桑蚕神话在追溯桑蚕起源时,掺杂了远古时代物灵、图腾、化身等原始文化成分,充分展现了中国先民瑰丽而浪漫的想象,为此后文学、艺术、民俗等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丰沛的创造源泉。

南宋《蚕织图》局部。黑龙江博物馆藏

  丝织可“正人心,厚风俗”,对中国农业社会稳定的生产与家庭构成,乃至华夏传统文化体系稳定的维持,均有深远意涵

  “治民之道,宜务于本,广农桑”。丝织的教化功用,首先体现在礼制上供奉“先蚕”以劝织。“先蚕”嫘祖传说是黄帝的元妃,《史记·五帝本纪》中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嫘祖在教民育蚕、治丝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周代《三礼》——《仪礼》《周礼》和《礼记》,是为国家正统的“礼典”,其中就记载了“王亲耕,后亲蚕”“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的祀礼。《后汉书·礼仪志》中载:“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祠先蚕,礼以少牢”,首次出现了“先蚕”的称谓。《隋书.礼仪志》中则详细描述了从周到隋的国家祭祀蚕神体系:“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女弋,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

  由于桑蚕带来稳定的收入并可作为主要的赋税来源,自宋以降,先蚕祀典为历代王室所重视。由皇后亲自主导的“先蚕”祭祀,往往成为由帝王亲率的“先农”祭祀的配套礼制。如宋罗泌《路史·后纪五》记:“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

  元代王祯的《农书》汇总了魏、晋、北齐、后周至隋朝各朝先蚕坛的不同规格并绘制了“先蚕坛”,中央竖立先蚕灵位,四周由皇后率领群妃拜祭的场景。“先蚕”助祭,从教化的角度来说,可“正人心,厚风俗”,对中国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稳定的生产与家庭构成,皇权统治、天下太平的巩固,乃至华夏传统文化体系稳定的维持,均有着深远的意涵。

  其次是典籍中褒扬丝织的母仪规训。最为著名的“孟母断机”,出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母仪传》:“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以刀断其织,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学,若吾断斯织也。’”孟母认为“子之所学,犹如织机”,须识累丝成寸,累寸成尺、成丈、成匹,方为有用之物;而懒学倦迨,犹如断机自弃其功。自此,孟子发奋笃志,朝夕勤学,遂成大儒。孟母“断机”劝学的警喻,为后世流芳成为母仪的典范。

  《列女传》中还记载了鲁季“敬姜说织”的故事。文伯相鲁,他的母亲敬姜谓之曰:“吾语汝治国之要,尽在经矣。”敬姜以织机的不同部位喻指治国的要诀就在于经纬之上。幅,为控制织物幅宽的幅撑,“正曲枉,可以为将”;物,为整理经丝的工具,“治芜与莫,可以为都大夫”;综,为提升经线的综杆,“推而往,引而来者,可以为关内之师”;轴为卷布轴,“服重任,行远道,正直而固者,可以为相”等。敬姜形象地以织机喻指充分了解贤才并委以重用,让文伯透彻领悟,再拜受教。

  此外,还可从图像记录上来劝织教化。《耕织图》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主题的绘画题材。追溯桑蚕意像的图案,可推至更早,如战国铜器上的采桑图,秦汉之后以至隋唐,画像石、画像砖及墓室壁画、石窟壁画中的采桑图、纺织图等。

  严格意义上的劝织图,始自南宋楼璹绘制的《耕织图》,这是我国第一部体系化的农学记录,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劳作场景。绘制的45幅场景中,耕图21幅、织图24幅。“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状。”以“一图、一景、一诗”图文并茂的方式,完成务农课桑的科学技术传播,更凸显了“民生民情”的社会教化功能。此后,历朝官方多沿用“耕织图”的图、诗并置方式以达劝课农桑之绩,如元代程棨的《耕织图》、清康熙的《御制耕织图》等。

  “蚕桑者,衣之源,民之命也”。农桑关系到国计民生之根本,目的是“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教化百姓专于本业、勤于耕织”。

  蚕桑丝织意象被赋予文学性审美意蕴和特定文化内涵。桑园或桑田,成为诗人抒发心性与明志的创作题材而被反复歌咏

  纵观蚕桑丝织文化千年演进,不仅解决了国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更以丰饶的经济产能养育生民,为社会治理制度的建构,夯实了物质性基础;同时,蚕桑丝织也滋养出了汉语瑰丽的语汇,编织出璀璨的文章,此种诗性美学已如同铭纹般镌刻于华夏子民的心性之中。

  在诗歌创作中,蚕桑丝织意象被赋予了文学性的审美意蕴和特定的文化内涵。桑园或桑田,成为诗人抒发心性与明志的创作题材而被反复歌咏。文人士大夫阶层,无论是身处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均毫无例外地对丰沃的桑叶、醉人的桑葚,抑或是美丽的采桑女,恬静的田园生活充满了向往与热爱。

  如《诗三百》中的蚕桑之作,既有描写农桑的劳作场景与清新活泼的田园风光,《魏风·十亩之间》的“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又有表达青年男女相慕与幽怨的爱情诗篇,如《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更有汉乐府《陌上桑》的“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三国曹植《美女篇》的“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南北朝乐府的《采桑度》“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冶游采桑女,尽有芳春色。”诸多诗作展现了采桑女动人的面容,犹如春日明媚的阳光,成为世间美好之物的代言。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东晋诗人陶渊明,则为蚕桑赋予了“隐逸、恬淡”的魏晋风度。他的田园诗集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归园田居》五首为其代表。“代耕非所望,所愿在田桑。”陶氏通过蚕桑农事营造出“田园居”这一具有理想主义与象征意味的美学环境,成为此后文人创作诗文,抚慰身心、平复躁动情绪、培养安宁恬淡人格的修为方式。

  随着唐朝诗文进入鼎盛期,《全唐诗》中与蚕业相关的诗歌多达490多首,形成了“自然、平和、简朴”的田园诗派。通过对蚕桑劳作的摹写,表达出文人士大夫们希望脱离尘世、享受田园之乐的人生理想。如李白《赠清漳明府侄聿》的“缫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孟浩然《过故人庄》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课桑眠蚕、宿夜机杼、美酒放歌等一幅又一幅平和、冲淡的田园图像。

展现从前妇女纺纱织全部生产过程的蜀绣《女十忙

  从民间说唱表演“扫蚕花地”,到江南婚嫁仪式中的送蚕花、点蚕花,人们藉由蚕桑丝织表达对祥和生活的向往

  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里,蚕桑丝织的每一生产阶段均形成了独特的知识与技艺体系,不仅是智慧与经验的沉淀,更成为了民间生活仪轨的重要见证,渗透于蚕桑信俗、食俗、娱俗、民居营建与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

  “蚕花庙会”是江南祈蚕的公共空间形式。在浙江湖州含山一带,每年清明前后要举行“祭龙蚕会”或称“轧蚕花”。江南发达的水系,为蚕花庙会增添了舟船的华彩。从四方摇舟而来蚕农,纷纷向蚕神供奉并叩拜行礼以祈当年蚕花丰收。各色船只于江中竞演,既是酬神的演乐,也是娱人的风尚。儿童在彩台高搭的名阁船上扮演着戏出角色;艺人在数丈高的船竿上表演杂耍;拳船上,则上演惊心动魄的拳脚飞腾。舟船往来,围观者终日不散。

  “扫蚕花地”则是一种从古老的祈蚕仪式演化而来的民间说唱表演。通常由女子单人唱舞,并以小锣伴奏。表演者头戴蚕花,身穿红裙,手拿红绸,模拟扫地、糊窗、掸蚕蚁、采桑叶、喂蚕、捉蚕、换匾、上山、采茧等一系列蚕事生产动作,在此过程中,蚕花娘娘会送来吉祥的蚕花以示庇佑。

  “祈蚕仪式”,一般会在蚕室特别方位的墙壁上砌神龛以供蚕神像的“神码”或“码张”,以示对蚕神的敬畏之心与祈求蚕事旺盛的愿景。“祛蚕祟”则是使用厌胜的方式来保护蚕业生产:一是在白虎星神像前供奉酒肉,使其饱餐,以免作祟;二是于门前挂弓箭,或是地面以石灰画白虎,恐吓其不敢接近;三是取食螺蛳并将其壳撒于屋顶,意为驱散蚕病;四是贴门神画或蚕猫纸画,在蚕房供奉泥塑蚕猫等。

  江南婚嫁仪式中有送蚕花、点蚕花、讨蚕花蜡烛、撒蚕花铜钿、经蚕肚肠、送桑树陪嫁等习俗。在浙江海盐一带,女方“送蚕花”是象征性地选择一张蚕种或是几条蚕虫作为婚嫁的信物送到夫家,意味着将娘家的“蚕花运”带至夫家;接亲时,夫家要向四周抛撒“蚕花铜钿”以代替枣子、花生的“撒帐”仪式;新妇“回门”前,要在家中女性长辈面前打开嫁妆箱,一一点数陪嫁的衣裙等,俗称“点蚕花”。

  民居建造新屋上梁时,要举行古老的赕神仪式“接蚕花”。上正梁时悬挂的红绿绸绢须由娘家制作,交由木匠挂于正梁之上,并向下抛撒事先备好糕点、铜钿、糖果等,由房主夫妇手扯被单接抛撒下来的物品。木匠欣然唱起《接蚕花》歌:“四角全被张端正,二位对面笑盈盈;东君接得蚕花去,看出龙蚕廿四分。双手接得蚕花去,一被蚕花万倍收。”

  总之,藉由蚕桑丝织表达对富裕、祥和生活的诉求与向往,正是蚕桑民俗风尚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体现。

  (本版作者为民俗学博士、上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 责编:刘冰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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