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主》：在“忘我”的操劳中忘却自己

　　作者：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龚金平

　　叶老师在一个安亲班（孩子放学后的托管班）工作了三十年，生活富足安稳；一双儿女职业体面、前程似锦；丈夫仍然俊朗帅气，没有不良嗜好。在这幅岁月静好的图画里，我们看到了普通人对生活的全部憧憬：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儿女争气。这就可以理解，叶老师的脸上总是露出恬淡而满足的微笑，轻声细语地与人说话，平心静气地处理各种琐事，笃定从容地依照内心的节奏规划着自己的人生。

　　电影《一家之主》海报

　　只是，当影片把镜头对准叶老师的家庭内部，我们看到了另一幅景象：丈夫罗大伟最大的爱好就是端坐在沙发，将脚搁在前面的矮凳，喝着茶，看着电视，门铃、电话响时“不动如山”，只对叶老师发出各种指令。叶老师则像一个陀螺，事事必须亲力亲为。在这一静一动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影片对“大男子主义”与“付出型人格”的生动诠释。

　　这似乎是中国传统家庭的常态：丈夫在家里像一个局外人，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妻子则像一个服务人员，细心周到地伺候丈夫和子女。叶老师在这种处境中虽然也偶有黯然神伤的时刻，但绝少心生怨恨，更不会激烈反抗，或寻求改变。甚至，叶老师也享受着被家人需要的感觉：丈夫每天等着她做饭，还对做鱼的方式提出各种要求；儿子在美国，要她做冰冻的蚵仔面线邮寄过去，回台湾的机票也要她帮着订；女儿到付的快递，不仅要她帮着取，还要她出钱；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她要独自一人处理所有烦心事……叶老师像是“一家之主”，所有家庭成员都依赖她。只是，叶老师终究不是“一家之主”，她在为这个家操劳时，早就忘了自己，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影片开始时，安亲班的孩子为叶老师画了许多个头，还问她的名字是什么。这就进一步说明，她是多个角色的集合体，担负着某些功能，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能大大方方地表达七情六欲的人；更不要说追求自己的梦想，完成自我实现。

　　影片所谓的“一家之主”，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并不以强硬的控制力高调亮相，而是以不动声色的支配和指挥，以躺平之后的拒绝与漠视出场。在这种场域中，忙碌者看似存在感更强，对家庭的贡献更大，却是弱势的一方；那个可以永远置身事外的人，对家庭责任无动于衷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这个强者不需要威严地呵斥，更不需要诉诸武力，却可以在家里独享尊荣，甚至需要旁人时刻照顾他的感受，在他面前低声下气地说话，或者考虑到他的“无能”而不敢给他分派家务活。

　　如果按这种路径发展下去，影片的立意必然沦为与女权主义有关的空洞说辞，或者在控诉男性的强势、社会与家庭对女性压制与剥削中，变成肤浅的社会问题剧。于是，影片在呈现了“现象”之后，开始挖掘女性身上“精神病症”的成因，以凸显其内心的挣扎与觉醒。或者说，影片要思考的是，既然没有外在的政治和经济胁迫，女性对特定家庭角色自觉自愿地接受，是源于缺少自省和反抗意识的自我失陷，还是因为性格软弱而导致的忍让与妥协，抑或天然的母性所张扬的奉献精神？遗憾的是，影片对这些问题虽有触及，但只是浅尝辄止，并没有深入探寻的能力和勇气。于是，影片只能转换一个方向，从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对男性的“厚爱”，来展现女性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如何被扭曲和改造。

　　影片中男人身上并没有显而易见的“恶”，却有一种普遍性的自以为是和自我感觉良好。这看起来是传统的男权观念作祟，或可归罪于女性的迁就与纵容，实则，背后有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力量塑造着女性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中，男性是家庭中的“树”，女性是“蔓”，儿女是“果实”。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明白，为何罗大伟对于儿子在美国取得终身教职有执念，因为这关乎罗家的荣耀。至于叶老师的母亲将房子留给冷酷无情的儿子，也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男尊女卑”观念。还有李冠廷，来叶老师家里吃饭，心安理得地让人帮他添饭，接过碗，连一句“谢谢”都没有。李冠廷后来骗走叶老师400万新台币，可能对恩师也没有愧疚吧。毕竟，李冠廷会认为，女性为男性牺牲，天经地义。

　　但是，影片的情节并不是外表可见的女人与男人的争斗，而是女性内心深处的天人交战，是她们如何重获自我意识的修炼之旅。毕竟，对于现代女性来说，人生最大的挑战并不是与男性剑拔弩张地对峙，而是如何保持内心的清醒与独立，面对男性不合理的要求拥有拒绝的勇气和反抗的决心。

　　既然要反抗的是一种普遍性的、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那么就需要女性对男性的自私或霸道有一种洞察力。但是，叶老师却对自己多年来“忘我”的工作非常得意，她说：“人忘了自己，所有的潜力都会发挥出来。”于是，影片只能通过母亲梦境中的“偈语”来点化她：“你的天，是你自己创造的，你想要它有多高就有多高……把需求回到自己身上，丈夫就只是墙上的一幅画。”只是，影片无法解释，一个将奉献与牺牲视为至高价值的母亲，为何活得这么通透和睿智。事实上，这种情感的眩晕状态，削弱了她对处境与命运的反思能力。这样，叶老师的“成长”就非常可疑，影片中只呈现了“棒喝”和“顿悟”的某个瞬间，却少有情绪累积和事件叠加来有层次地完成人物的转变。甚至，影片对于女性要反抗的对象摇摆不定，对女性突围的方向模糊不清，显露出对影片主题建构上的迟豫。

　　《一家之主》用一种散文化的结构方式，没有明确的情节主线，而是徐徐展开与叶老师有关的一些生活片段。在暖色调的画面中，一种熟悉又亲切的日常性扑面而来，让观众在一阵恍惚中，产生温馨美好的错觉。当影片通过重复、对比等手法，或者用小景别强调某些细节时，人性中的自私与冷漠才得以凸显。这是影片在影像语言方面最为突出的特点和成就，为观众展现了一种日常性中的窒息感。

　　影片巧妙地将叶老师的现实生活与她的幻觉、梦境融为一炉，让观众更为直观地看到人物的内心情感起伏。这相当于从反证的角度，让观众意识到，叶老师在扮演她的家庭角色时，习惯成自然，甚至进行了自我强化。只有通过那些超现实的场景，叶老师才能远离“日常性”，产生一种超越性的心境，并在纯粹的状态中感受灵魂深处的震撼触动。

　　在叶老师的梦境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母亲在机场走丢后，叶老师求助广播站，当工作人员问她的姓名时，她突然语塞。就在这个时刻，叶老师像是醍醐灌顶，她意识到自己一直为别人而活，为她的家庭角色而活，她是母亲，是女儿，是妻子……但唯独不是她自己，不是叶兰心。在这种如梦如幻的状态中，叶老师完成了一次岁月溯洄和内心反省，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当然，让人物的“醒悟”在梦境中完成，多少显示出创作者在人物刻画方面力有不逮。

　　影片的彩蛋部分，罗大伟和家宁在邻居的帮助下，合力维修楼前的雨棚。影片似乎借此说明，当叶老师对家庭事务不再大包大揽，反而培养了家人的责任心。只是，对于观众来说，叶老师的“蜕变”本身就比较牵强和微弱，要让她对家人施加正向影响，更像是一种奢望。这个彩蛋，只能视为影片一厢情愿的展望，给观众一些希望，一点慰藉，一种相信生活会更美好的乐观情怀。（龚金平）